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蒋美分歧及蒋之因应

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参与方,中国为盟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国支持下继续在某些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此举受到中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反对。为减少阻力,美国未将台湾当局列入多边对日和约签字国之内,而是促使日本与其签订双边和约。此时,蒋介石至为在意的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问题,最终"日台和约"得以在旧金山多边和约生效前签订,这基本上符合蒋介石的愿望。然而,取得这一结果的过程曲折艰辛。此间,在诸多问题上蒋美存在分歧。蒋的因应决策虽使台湾当局最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促成"日台和约"完全出于其自身远东战略利益,对于台湾当局的权益并无多少考虑。     

王世杰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

一、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7月30日,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正是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第一阶段结束,回国商讨对策之际。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于6月27日前往苏联谈判。在十几天的谈判中,中苏双方就大连问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有些问题初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尚未解决。7月12日,宋子文以回国     

1947-1948年关于对日和约程序问题的讨论——以美国外交文件为中心所作的探讨

1947年至1948年间,美、英、苏、中围绕对日和约的程序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主张召开由远东委员会十一国代表组成的对日和会,会议采取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的投票程序;英国支持美国的主张;苏联坚持对日和会先由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由四国外长会议起草;中国起初基本赞同美国的主张,后来提出三分之二多数中应包括美、英、苏、中四国的同意.美、苏、英、中关于程序问题的讨论,焦点在是否坚持大国一致同意原则,四国在对日和约程序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导致单独对日媾和的局面.     

国民政府外交部

国民政府外交部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所在地。 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于1927年5月。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外交部隶属于行政院。其主要职能是办理国际交涉,管理国外华侨及居留在中国外侨的一切事务,同时还管理驻外     

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敌乎? 友乎?>一文,学术界评价不一.本文在对该文写作的策略意图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以其为中心对蒋介石 30 年代对日思维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在写作意图上,该文主要是为了推动将华北当局与关东军的交涉转变为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外交部门的交涉,借以消减日军武力威胁的压力.而其中所表达的对日思维,则是以中国存亡为核心,以中日友好为理想原则,结合国际关系、军事战略、中国国家地位,阐述了日本现实扩张政策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同时,也结合转型时期中国国家的特点,阐述了中国不会亡于日本的必然性,以及中国抗日政治的基本思路.这些集中体现了蒋介石的对日思维,是其抗日思想的理论基础.     

王世杰与国共谈判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但矛盾一直没有消除,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不断发生,两党之间的谈判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王世杰先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身份,参与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直至重庆谈判,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其中经过,曲折多变,跌宕起伏。详情请看《王世杰与国共谈判》。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战后日本的渔区扩张与“麦克阿瑟线”撤废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设置了规制日本渔区的“麦克阿瑟线”,后来美国不断调整该线,致使日本渔区日趋扩大,日本颇受其益。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前后,日本朝野在对中国和苏联充满“疑虑”的情况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撤废麦克阿瑟线活动。其间,民间通过频频请愿阐述废线的合理性与紧迫性,力图推动政府尽快废线。政府方面则通过“吉田—杜勒斯换文”,积极促成日美加三国渔业谈判等,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的支持。不过,后者出于尽快批准《旧金山和约》的考量,仍然坚持暂停废线。尽管麦克阿瑟线最终在和约生效前夕被提前废除,但也产生了很多遗留问题。麦克阿瑟线撤废问题与《旧金山和约》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展现了战后日本为尽快恢复主权国家地位的能动性与策略性。同时,尽管美国在该线撤废问题上居于关键地位,但中苏两国的态度也对日本废线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大体上,以宋子文、王世杰为首的外交部系统主张“缓进”,举棋不定;以李汉魂、张发奎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当局较为“急进”,并一度对澳门采取封锁行动。由于蒋介石最终倾向于外交部方面的意见,收回澳门的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澳葡当局不愿拱手归还,明里暗里搞了一些花样,如打“英国牌”、打“民意牌”、利用国共矛盾等;二是由于国民政府过于谨慎,一再错失良机,加上很快陷于内外交困之局面,收回计划最终流产了。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与欧美对日交涉

1937年8月到12月,日军对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以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屈服。但轰炸却波及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引起了欧美多国的不满和对日交涉。日本政府和军方却态度蛮横,甚至向这些国家发出要求其机构和侨民限期离开南京的最后通牒式通告。这场交涉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欧美对日首次外交交锋,虽然没有对局势发展...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中苏复交后关于订定中苏商约的史料一组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暨驻苏大使馆等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原则与办法、商约草案的审查、侨民汇款之条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

卢沟桥事变是一次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涉外突发性事件。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危机,在做应战准备的同时谋求和平解决,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直至被迫进行全面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从总体上看符合当时的国情,捍卫了国家利益,顺应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迫切要求抵抗外国侵略的时代潮流,应该予以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