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百年与安徽人

敦煌莫高窟106年前,有位王圆箓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东侧北壁无意间发现有空洞回音,疑是密室,破壁探察,只见堆满了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是年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的发现正如陈寅恪说的,是一部中华民族伤心史。近年来围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是末法思想。辽代有1052年“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与辽有交往,发展到曹宗寿、曹贤顺初期二地更是关系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便传到敦煌,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敦煌佛教教团便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为代表的措施,表达了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即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可能封闭于曹贤顺初期(公元1014—1020年)或稍后。     

历尽沧桑 再现辉煌——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一百周年

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文化交流和佛教东传的产物。最早的洞窟开凿于1600年前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等十个时期的不断开凿和兴建,形成了一座规模巨大、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东方造型艺术馆。在持续1000年的修建过程中,对当时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明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国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丝绸之路逐渐冷落,莫高窟也渐渐被内地人士遗忘。这座宏伟的古典艺术宝库在我国西部边陲的戈壁大漠中默默无闻地躺卧了五六百年,遭受着各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因素的损害。直到公元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封存900多年的5万余件文献、经卷、绣画等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敦煌石窟才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掉,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敦煌随笔四则

长期以来,关于藏经洞及其所藏物品的性质,学们众说纷纭,不过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种：“废弃说”和“珍藏说”。     

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正当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非常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4—11世纪的古代遗书与物。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由是出世。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币发行

为配合“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中国人民银行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发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纪念币一套（一枚）。 该套纪念币面额为１元,直径２５ｍｍ,材质为钢芯镀镍。该套纪念币正面主景图案为敦煌莫高窟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九层楼;衬景图案为遍布石窟的陡崖峭壁,内缘上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下方依次为“壹元”字样及２０００年号;背面主图案由敦煌石窟文物中生动传神的精美彩塑及敦煌壁画图案构成,内缘右中方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１００周年”币名及“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字…     

丝缕中的装饰艺术——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品再识

敦煌藏经洞文物除了4～14世纪初的5万余件文献之外,还有一部分珍贵的艺术品,如丝织品、纸画、木版画、剪纸、粉本等。其中精美的刺绣丝织品是藏经洞出土的一种佛教装饰艺术品。刺绣丝织品因为材料的相似性、特异性以及不可分割性,使其具备了作为纺织、印染、刺绣工艺独立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敦煌刺绣丝织品艺术与敦煌石窟壁画一样是敦煌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人民奋起护国宝

在整整１００年前的１９００年７月２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传出之后,经英、法、日、俄等国家的掠夺,时隔２４年后的１９２３年秋天,美国东方学专家、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和翻译员王秘书乘坐着双轮马车,不顾霏霏细雨,从北京出发,向中国的西部行进。这就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远征队。 经过４个月的长途跋涉,华尔纳等终于到达了万里长城的尽头肃州城（今酒泉）。短暂休整后,他们便进入居延一带的黑城（现为额济纳旗）,不顾严冬逼近和夜间狼嚎,掠夺了一些珍贵的文物。…     

“释门巨擘”释洪辩及敦煌藏经洞

释洪辩(？～862),俗姓吴,又被称为吴僧统、吴和尚,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名的佛教领袖,在吐蕃统治晚期任僧团领袖都教授之职长达20年,他还是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任期达11年之久。     

斯坦因怎样骗盗了敦煌文物

1900年旧历五月,当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直逼北京之时,遥远的甘肃省最西隅的敦煌县,也发生了一件后来震惊世界的大事,那就是封闭了800余年,藏有5世纪到11世纪的古文书5万余件、绘画1000余件的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关于藏经洞为洪辩影堂(影窟)的一点认识

关于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的性质问题,马世长先生曾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画史和文献中对寺院里绘有壁画,并配置碑刻、造像等物的纪念性堂屋建筑称之为影堂,而"藏经洞中画壁画、立碑、造像,显然都是纪念洪辩的",因而藏经洞是洪辩的影窟(影堂).     

勘正辨疑随文释义--《敦煌边塞诗歌校注》简评

随着“忽有天炮响震”,“山裂一缝”,看护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公诸于世,震惊环球……到如今已是整整一个世纪了。     

敦煌莫高窟藏经卷档案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南北绵延16侣米。1900年5月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公元4～14世纪的经卷和文书等文献材料等文物5万多件,世称“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文化价值,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本文是作者2007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上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中译本.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过程中,于1907年春、夏两季到甘肃省敦煌县考古.当时,敦煌县农民正在进行抗缴采买粮的运动,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白喉.斯坦因乘敦煌县局势不稳定之际,利用敦煌县文武官员全力处理官民矛盾、无暇顾及文物保护的机会,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士秘密交易,骗购大批藏经洞文物.随后,斯坦因又利用敦煌县农民暴动后甘肃西部政局混乱之机,将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造成敦煌文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外流.     

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问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现状是:东、西、南三壁皆无画,北壁画有两棵树,两树内侧枝上分别挂着水壶、布囊,两树外侧下方分别站立着比丘尼和近事女。但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学者斯坦因,在其1907年5月28日日记中,第一次记录的藏经洞壁画情况如下:"除了北侧的墙壁外,其他墙面都是空白无画的灰泥。北壁的上半部分残存有彩绘窗花格,显然是绿色、红色相间的。没有任何人像或彩绘背后圆光的痕迹。"斯坦因在其正式考察报告书《塞林底亚》中,第二次记录的情况基本相同。斯坦因对藏经洞壁画的考古学观察记录迥异于藏经洞现状,因而产生了"藏经洞壁画问题"。根据伯希和1908年在藏经洞内拍摄的工作照,斯坦因所说"窗花格"应即双树的树枝和树叶,但仍无人物画等存在的证据。张大千于1941年10月第一次记录了近事女像的存在,此后藏经洞壁画逐渐呈现出现状。本文对1907-1941年间有关藏经洞壁画的各种相关记载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推测现存近事女像和比丘尼像等或为张大千的仿古新绘。     

妙笔丹青 绚丽华章 莫高窟藏经洞出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莫高窟出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高182、宽127厘米,绢质,以蓝色和绿色为衬底,施以红色及石青、白粉、金粉等近十种颜料而绘,除表现内容情节的110多个人物形象外,配以日月、山水、建筑、花草等,画幅宽大,内容丰富,运笔流畅,色彩绚丽,敦煌莫高窟所出佛教题材美术作品中,现存国内不可多得的珍品。     

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书写——以藏经洞维摩写卷为中心

此文以对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写卷遗存的考察为基础,就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作了初步研究.作为物化在确定时代和地区的经验官能的产物,佛教功德思想贯穿中古敦煌《维摩诘经》书写的始终,并主要呈现为课业或功德、供养或受持以及祈福禳灾三种形式,另有浩繁写经虽为经生应约所写,亦不离其宗.此文还对S.2282、S.1864号维摩写本的年代作了研究,并推断S.2282号《维摩经》应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或前后距之不远的晚唐时代,而S.1864号《维摩经》则应写于唐贞元十年(794年),而非“甲戍”(7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