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及暌离

从1905年阅读《哲学丛书》到1910年出版《国故论衡》,整个阶段都属于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哲学的再会期。通过井上哲次郎及其周边日本学者引介的德国进化主义生理学和心理学,章太炎进一步将宇宙与人的交汇点定位在“活动”上,愈发靠拢叔本华的意志论。章太炎立足于尊重和扩展个人的自我感知,井上哲次郎则把理想的极处置于超出个体之外的绝对实在之物。章太炎承认人间的有限和不完美,把听从下民的欲求作为清末革命的目的。井上哲次郎号召社会的差别性元素遵从“大我之声”的伦理召唤,他的“现象即实在论”不断满足天皇制道德意识形态对权威性的要求。两者在认识论、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上出现的暌离,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两个民族的心智角力和道路对决。章太炎的齐物哲学主张平等之“道”主动向下、不断变化去相合有差别的万物之“理”;井上哲次郎的论敌井上圆了倡导无限的“实在”去适应差别、有限之人生,与章太炎的观念却意外地亲近冥合。     

论《庄子·齐物论》中的相对主义

《庄子》一书,历代注家设座立讼为之注解。其中《齐物论》因其地位之重要,而成为注家关注的焦点。庄子在《齐物论》中表达思想多使用“相对主义”。本文将以相对主义为切口,分析庄子如何将相对主义作为言道工具表达寄托:通过质疑“标准”,否定“成心”来去除事物间的差别,帮助我们跳出“以我观物”的局限,最后达到逍遥无待的“游世”境界。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齐物”世界中的学术、道德、风俗与政治——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及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释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章太炎是倡导求真求是之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一方面自觉超越了兼知行而言之、以成德经世为旨趣的儒学式学术观念,另一方面又突破了现代学术以真理为职志而独立于致用的教义。章太炎以齐物论为理论根据,重新界定学术、政治、道德、社会之间的分界和关联,给出一套独特的关于社会领域分化的学说。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很难用现代与传统、激进或保守的现成框架来认知和解说,那将是对其人其学的极度简化。     

试论《庄子》的畸人意象

畸人是《庄子》中极具代表性的意象之一,有心理、思维、社会的多元背景。浓重的感情色彩、大幅度的变形和多种艺术技巧的运用使畸人意象呈现出浪漫主义的学特征,这是齐化和楚化双重作用的产物。畸人意象体现了庄子对人之美的看法,即重视精神美而不偏重形体美。     

章太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章太炎是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在论清初学术时,章太炎彰显民族主义旗帜,以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为准绳,赞扬王夫之而贬低黄宗羲。对清中期学术,章太炎毁誉参半,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还将乾嘉学者划分为吴、皖两派,并旗帜鲜明地扬皖而抑吴。对晚清学术,章太炎贬低魏源、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而赞扬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突显了他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立场。尽管章太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有不足,但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开拓精神、关注现实及民族命运的情怀,都值得珍视。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案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的这桩公案,在同盟会时期是件大事,它涉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分裂,对章太炎本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将该案的始末作全面梳理,以揭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争和章太炎的固执派性。     

浅谈《庄子》中的生态美

庄子崇尚自然,以回归自然为出发点和旨归。《庄子》一书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美的讴歌和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平衡的担忧与痛心,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从山川景物、飞禽走兽、艺术人生、天人合一四个方面来论述《庄子》一书中体现出来的生态美。     

试论《庄子》讽刺的技巧及效应

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说：“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耶是字的美。”不过,我们可以偏重于从艺术的角度理解它。 正如鲁迅先生为适应斗争的需要而采取杂形式对社会世态予以冷嘲热讽一样,庄子“以天下为浑浊,不可与庄语”,可又要“与世俗处”（《天下》）只得“寓言十九,籍外论之”。[第一段]     

《庄子》注释失误举要

本文对造成《庄子》注释失误的五种原因,列举实际例证加以说明。     

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

长期以来,顾颉刚倡导的疑古思潮在近代史学界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至少在"古史辨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占据主流地位的章门弟子便对之表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态度,大多并不曾积极支持"疑古"。究其缘由,这其中既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又参杂有章太炎的影响以及国学门中微妙的人脉纠葛。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

学术界一般认为,阮籍《达庄论》作于高平陵政变之后,表达了反对“名教”崇尚“自然”的激烈观点,与《大人先生传》相同。通过分析《达庄论》力图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特征,结合其他资料,可得出该论创作于正始八～九年(247～248)正始之音高潮中的结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解《庄》专论,它超越了汉魏思想界以“贵生”“隐逸”理解《庄子》的传统,将“齐物”视为《庄子》的理论主旨,以“元气”论解释了“齐物”思想的合理性,力图消除儒家“名教”、“人世”与《庄子》“自然”、“出世”之间的差异,从庄学角度丰富了正始玄学的“儒道同”理论,并为后来向秀、郭象建立以“性分”为基础的“冥物”(齐物)学说,开辟了学术理路。     

汉语佛源释例

佛教化和汉化本是两种不同质的化,但随着佛典在中古时期的大量汉译,佛教的极度盛行,汉语和汉化受到了佛教化的很大影响,本例举了四个有关的词语：芭蕉;车;泡(浮沤);心猿意马。     

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

汉译佛典中含有较多的口语成分,因此在今注、今译时要注意这一特点,尽量地借鉴和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这两部北魏译经的今注今译本为例,选取其中误校、误注、误译六朝词语凡六条．旨在说明．要作好这一工作,必须重视中古汉语词语研究。     

猗傩、■蛮的词义辨析──先秦审美风尚琐议

［摘要]本文对猗傩、 蛮两个词语进行辨析,用以澄清对《诗经》某些篇章的误解,揭示先秦审美风尚的基本走势。猗傩,指的不是轻盈柔美,而是指盛大繁多。 蛮,指的不是小鸟,而是指比翼鸟。这是以上两个词语在《诗经》中的基本含义,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以盛大繁多为美,以和谐为美的风尚。     

论章太炎的经史观

章太炎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期的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想富有特色。就经史观而言 ,他的“六经皆史”说与近代启蒙思潮、新史学思想相结合 ,对前人成说有质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 ,他所形成的“征信”论相对于当时的“疑古”之风 ,他治学的“求真”精神相对于前人的“求实” ,都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他以新史学方法治经 ,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等方法解经 ,则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贡献。     

《后山逸诗笺》禅源举隅

《后山逸诗》几乎占后山诗的三分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很少有人为其作注。而且宋人,特别足江西诗派作诗,喜欢“以学问为诗”,涉及面很广。全面注释其作品,目前以个人之力难以达其的旨。笔者选其巾与禅理密切者．将禅门故实检出,并稍加训释。     

近十年所出简牍之形制浅探

本文以近十年(1990—1999)新发掘出的简牍古文献实物为基础．探讨了简犊之长短、治竹木的方法、竹木之编连与书写、简与牍之区别等问题,力求以新的实物资料与前人研究相印证．并就简牍之形制作一番探讨。     

Engag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in critical research: negotiating urban practice,policy and theory in South Afric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critical engagement in research in order to rethink and reconfigure binaries such as theorizer and practitioner and theory and practice across South and North. We argue that while we welcome the ‘moral geographies’ literature (and its ideas about ‘caring at a distance’) as a catalyst for forging more beneficial connection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we suggest this is not enough. Drawing on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s of critical academic engagement in issues of urban geography, we examine moments for innov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at bridge theory and practice. These experiences are used to substantiate a normative argument for ‘inclusive geographies’ through critical engagement in order to break down boundaries between, for instance, theorizers and practitioners,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and South and N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