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     

我叫"活着欢"(十九)

二十二、带着徒弟“闯江湖” 1975年下半年,事情说着就多了起来:筹备全国调演、参加调演、回来后参加全省示范巡演,接着是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一晃就到了 1977年夏天。当“生产”稍微上了一点正     

“鼻祖”为何跟鼻子有关

最早的时候没有“鼻”这个字,而是用“自”这个字来表示“鼻子”。 后来,人们在“自”的下面加了一个声符“畀”来表示鼻子。“畀”读作“bi”,是给予、付出的意思。“自”和“畀”合在一起表示一呼一吸,自相给予,于是用来指称鼻子了。     

说“口凡有疾”

殷墟卜辞中屡见“■(即《甲骨文编》151页第6行以下所录之字)凡有疾”之语。“■”当从徐宝贵说释为“肩”,“凡”当从唐兰说释为“同”。“肩”字古可训为“克”。“肩同有疾”,意即能分担王疾,反映了古人认为尊贵者的祸咎能移给臣下的想法。卜辞中还有“克兴有疾”之语,应与“肩同有疾”同义。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拿什么照亮你的夜 我的运河

杭州运河的夜景照明有着不矫揉造作的“美”、让人品味和感受的“富”、收敛而不张扬的“秀”、以及带点节制的“亮”,为运河最南段谱写了一个舒缓、优雅、美妙的乐章。     

“官话”连篇

如果把幸福二字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幸”字是“土”和“钱”的构成,“福”则包含“衣”、“口”、“田”,这样看来,幸福是指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家里的人丰衣足食,有房住、有田耕、有钱花。这是广州市长万庆良对“幸福”二字的新解。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稀有姓氏的死与生

“死”、“骂”、“难”都是姓氏,“你”、“我”、“他”亦是姓氏,不过它们和许多古老姓氏一样,大都消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使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但今天专家的研究结果只有7000多,而其中亦有不少姓氏已经或正在变得稀有。稀有姓氏会死吗？与此同时,在我们身边,又有一些崭新的姓氏诞生出来,也相当稀有。姓氏,不只是古老的文化,足否也会成为当代的新文化？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民俗研究的说三道四———个“非典型”的学术评说

在举国上下遭遇“非典”围困的特殊时刻,使我们在本来是高等学校的大忙季节里竟有了读书和休眠的闲暇,颇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满足感。但《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上许多同志加兄弟的大作,却将我从昏睡中惊醒,催发了我摇唇鼓舌的冲动。由于以下所言均为读后随感,讨论的虽都是学术问题,但并未按照严格的学术评沦的规范展开,因此只能算是一篇“非典型的”学术评说,如若不妥,还望各位考虑到此刻仍处在“非典”时期,休怪则个！     

从“寰”与“奠”的性质变化看西周王土的“诸侯国”化

西周都城区域内有“县(寰)”与“郑(奠)”,两者相互关联,同时也与“王畿”、“畿内诸侯”、“郡县”等概念相涉。根据学者研究“县”、“奠”的性质是周王最早的直辖地域,属于“王土”,这是正确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县”、“奠”的发展方向,不但像学者说的与后来的郡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有向“诸侯国”变化的趋势。方     

西江底层人的“穷风流、饿快活”

民国末年,西江流域的社会底层人物中有以挑担走圩度日的“挑佚”(俗称“挑担佬”);有在圩镇中挑码头担(即苦力工。俗称“咕喱”);有做替丧家抬死尸的仵作(俗称“棺材佬”);有专门替有财有势人家抬轿度日的轿佚(俗称“抬轿佬”);有沿街捧钵向人乞讨的流浪汉(俗称“乞儿”)……。虽然他们以出卖劳动力来维持家计,但却自得其乐。所谓“穷风流,饿快活”,即指这些人物了。     

续释“寻”字

在古文字学领域中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兰先生早在1939年即将其释为“寻”字。本文作者在此基础上,采用诸多甲骨卜辞,进一步论证了“寻”字在文献中有不同训义,在甲骨文中则主要为训“重”、训“用”、训“就”三义。     

一篇文章开启了尘封的大门

1970年代末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兴。然而,冰雪还未融化,极“左”的路线还未消除,“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言行。在停滞、徘徊、迷茫中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多,早已按捺不住了,火山即将爆发。     

"敖汉"的释义应是"老大"吗?

“敖汉”的本义不是“老大”。“敖汉”最初以“鄂托克”名称出现于蒙古史籍里是在 1 5世纪中期 ,“敖汉”、“鄂托克”当时是察哈尔诸鄂托克之一。敖汉鄂托克人当初居住在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及巴林左旗北部 ,其地为大兴安岭西南段苏克苏鲁山 ,亦即乌桓山 ,敖汉鄂托克依乌桓山得名。对以上说法需要做一番考证。《赤峰地名志》将“敖汉”释作“老大” ,① 大多数敖汉人也以为“敖汉”应释作“老大”。他们的根据是《蒙古游牧记》的一则记录 :“贝玛土谢图 ,子二 ,长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② 以长子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 ,作为“老大”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