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大学医学院地下党活动片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即开始在国统区领导了一个以反内战、反饥 饿、反迫害为主要斗争口号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昆明开始的反内战运动,以后历经１９４６年１２月的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运动、１９４７年５月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１９４８年４月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８年６月的“反美扶日”运动以及一些局部 地区的斗争如北平１９４８年７月的抗议国民党军警 屠杀东北来平学生的“七·九”大示威等,国统区 的爱国民主学运以空前的规模,一波又一波地广 泛开展起来,遍及６０多个大中城…     

古汝村从濒临灭绝走向新生

政府向农民发放种粮陈宗烈摄多庆湖有多深,古汝的灾难就有多深;“曲辛”英雄流了多少血,古汝人民就流了多少泪。东方升起的金太阳,是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这是亚东县堆纳区多庆乡古汝村翻身农奴在“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以下简称“三反双减”）运动取得胜利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谣。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共亚东县委派出由我担任队长的十人工作队,进驻堆纳区开展“三反双减”运动。为了使运动健康发展,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我和其他三位同志进驻多庆乡古汝村蹲点。遵照县委指示,我们进村后立即挨门挨户进行访…     

“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二)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     

换亲，特殊年代的婚姻交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大批人被划入另册。到了“文革”后期,除了原有的“地富反坏右”之外,又有不少人戴着“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被赶进了“黑帮”队伍,接受群众监督,同时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子女。     

沔阳反“五风”经验推向全国

1960年秋冬至1961年春,全国农村开展的反“五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纠“左”举措。这次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大力推广沔阳县（今仙桃市）反“五风”经验后,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沔阳县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典型和推动作用。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迅速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3天后,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而“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是民主运动行径的步伐,也是民主运动必然胜利的信号。四个人倒下去,四万万人起来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郭沫若同志于1946年为“一二·一”运动周年纪念时颇富有预见的题词。今年是“一二·一”运动35周年,也是“一二·九”运动45周年。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周恩来同志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并声援昆明师生的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张闻天在外交部主持反右运动

张闻天一直是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的,所以对1957年那场名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为整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不但思想上毫无准备,而且也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在视察驻外使馆的中途被召回国主持外交部的反右派运动了。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请他“挂帅。这就使张闻天承担了一个相当困难的角色。他不能不在全国统一部署和部内“左倾”习惯势力的多重压力下,左右周旋,尽其所能地保护知识分子,减轻运动给外交部工作带来的损失。     

1953年反“分散主义”问题初探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出现了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倾向,因此发动了反“分散主义”运动。1953年前,毛泽东就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初步调整。1953年,毛泽东在开展“新三反”运动的同时,发动了反“分散主义”运动,对中央人民政府整个系统进行了根本调整。此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与1949年初建时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体制上加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和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焘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终身难忘的整社运动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大四时参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赵县的“整社运动”,令我终身难忘。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这股风更加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出现了少见的困难局面。为了扭转形势,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

1958年“大跃进”,河北省和全国一样,“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像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燃了一把火,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言路更加闭塞,“五风”继续泛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安东尼奥尼事件“和“蜗牛事件“

经历过“文革”或对其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晓“四人帮”在1973年利用两个事件掀起“反周恩来”的最后余波,从而揭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序幕。江青一伙抓住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视片《中国》利美国公司送给中国考察小组的礼品玻璃蜗牛,大作文章,无限上纲,掀起阵阵黑风恶浪。请年《“安东尼奥尼事件”和“蜗牛事伯”》。     

“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

十年浩劫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是世人皆知的。谁又能想到,早在“文革”前的1958年秋,在号称东方大都会的上海,由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一手策划的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的非常举措,理由是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这一没有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运动的运动”,牵涉上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造成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南征北战中的韦祖珍

韦祖珍出生于广西东兰县隘洞镇那坤村板仆屯人,壮族,共和国少将。16岁投身韦拔群组织领导的广西右江地区农民运动,17岁参加百色起义,之后相继参加红七军艰难困苦的七千里北上转战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央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突围”,经受了8年抗日烽火和4年解放战争硝烟的洗礼。他南征北战,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蒋南翔从“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多数时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在许多场合都能替知识分子说话。 在延安敢于批判搞 极“左”的康生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由康生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的冤假错案。主持中央青委机关工作的蒋南翔,在１９４５年春季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２万多字的《关于抢救运动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说：“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值得保留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     

毛泽东与湖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的几份总结运动经验的报告,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际依据,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风风雨雨之后,湖南经济面临着困境,到了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普遍性的粮荒。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口粮供应标准降至只有18斤,农民的年人均口粮也在350斤以下,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全省水肿病人、妇科病人、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3569．37万人口,比1959年的实际人口3691．95万减少了122．58万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五十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