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社会转型与近代湖南绅士的衰变

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近代社会转型的波峰浪尖之中,被称为社会骄子的绅士阶层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湖南绅士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到激进,从合作到分化,再到衰亡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湖南绅士的衰变过程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整个中国绅士阶层从盛到衰的一个历史缩影,也是中国绅士阶层回光返照的典型代表。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在长期从事与领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活动中 ,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 ,使中日民间外交在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得以展开 ,最终促使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 ,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 ,相互促进。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评周琼《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

<正>突破灾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旧有范式,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现实效能,是学界急需解决的问题。周琼《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对很多问题的探索值得重视和肯定。一是主体构架宏阔新颖。该书由绪论、八章正文和结论组成,约1/3篇幅是据史料对清前期重大灾害的研究,故灾况、等级与阶段性特点是全书的基础及前提。灾害应对分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侧重于官方。官方应对即官赈制度是该论著的核心议题,     

中国绅士与日本武士比较研究

中国绅士与日本武士分别是中、日两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支撑力量,然在近世社会变迁过程中,二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相同：日本武士逐渐由一封建社会阶层蜕变为例幕运动的主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历史进程;而中国绅士不但没有演化为倒清势力,相反竭力维护传统社会体制,阻碍了近代化的启动。这一历史反差是由多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促成,本文拟从分析这两个阶层社会性格的差异入手而对此加以阐释。何谓中国绅士？史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绅士是由官僚（包括现任官、离任官及进士）和未任官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所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