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

一、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又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其骨干分子之一朱霁青为东北籍国民党元老,曾为组建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25年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建立时,曾担任市党部负责人,并参加了支援郭松龄反奉倒戈活动,自任东北国民自治军总司令。该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七道街7号。朱霁青在东北和哈尔滨国民党人中很有威信,在他的影响下,在哈尔滨的很多国民党人参加了改组派。国民党早期党员王里封就是其中一个。     

友党不友: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之政党杯葛

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后,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于1947年拉拢民社党与青年党两"友党"进行政府改组,组成多党联合执政。民、青两党试图利用此次机会积极参与政治。青年党要求甚多,民社党意见分歧。蒋介石面对政党杯葛,为迅速完成政府改组,被迫多方沟通,妥协退让。国民党虽完成了改组,并继续占据政府主体地位,却不得不分身处理复杂的政党关系。政府改组加剧了国民党内外政党纷争,政局更为不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走向虚弱。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威权重建之际的人事与政争:蒋介石与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北大核心CSSCI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威权重建之际的人事与政争:蒋介石与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孙中山与李大钊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李大钊对孙中山更是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会见孙中山的第一人,也是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林伯渠对陕甘宁“模范边区”建设的历史贡献

<正>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往往被国民党妖魔化。在国民党所描述的语境之下,不仅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共产共妻、杀人如麻的暴徒",而且其所在的根据地也因所受"匪患"深浅的不同分别被称为"匪区""半匪区"和"安全区"。而自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尤其在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之后,整个根据地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短短几年时间,边区群众和外界纷纷将其视为"模范之边区""革命之圣地",同时其模范的形象还多渠道地向沦陷区、大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播。     

“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变易——兼析党军、文武主从关系的变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在推进党军体制、强化权力的过程中,与蒋介石产生越来越尖锐的摩擦,直至1926年发生"三二〇"事件。事件后至8月下旬北伐军击败湖南境内吴佩孚势力期间,蒋介石大力更动党军体制。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体制的变更表明:虽历经改组,国民党依然受制于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仍旧带有深厚的宗法派系的烙印。尽管体制更易,改组后党治为表的大势却不可逆转。从短期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地位的上升,迎合了战争时代的要求,对北伐及定都南京有不小的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看,不能不说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烙印太深,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型并不成功,这给党政军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     

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机制初探

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着眼于未来的国民党改组规划,而非现有的党员分布格局。因此国民党一大采取了地域代表制,结果引发了代表名额之争。在组织尚不完善、党务重心仍在广州与海外的背景下,选举纠纷通过孙中山增加指派代表名额予以仲裁调解。而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内党务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与群众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的代表选举采取了混合代表制,为政府、军队与群众运动中的新兴党部配置代表名额,并通过中央党部指导监督各地代表选举,更具包容性与规范性,体现出国民党改组进程中代表群体的组织化、部门化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主持的"二大"则在代表选举中延续了一大的模板,影响有限。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

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会谈。11月,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下,国共又开始新的谈判。这些档案,除帮助了解谈判的过程外,还有力地证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对会谈毫无诚意,是导致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组史料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也有一定价值。     

北京发现有关中山先生生平事迹资料

新近又发现了一批有关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的珍贵资料。其中有1924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包括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人名单的照片,它是由孙中     

再造苏联形象:抗战初期苏联空军援华及其影响

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是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是1929年7月中苏断交之后两国首次大规模的友好行为,而且是双方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为维护国家安宁和世界和平的背景下,捐弃前嫌,超越政治之争,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所创造出的超过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隔阂的一段历史佳话;既是在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中国特殊政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认识苏联的特殊产物,也是苏联方面重塑苏联形象和认识特殊年代的中国形象的结果。     

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

1922年9月,为救国而孜孜以求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和共产党人合作,以俄为师,重新改组国民党。9月初,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还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确立新政策之初,作为得力亲信之一的汪精卫是有疑虑的。著名的《孙越宣言》公开发表后,有一次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征求他们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意见,廖仲恺表示完全赞成,胡汉民表示有条件的赞成,只有汪精卫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台前幕后:国民政府国防部筹备设立过程考论

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实行改组,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此次改组堪称国民党政权军事中枢权力的全面重组。以往的研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未注意到改组过程中军队派系之间的幕后权力运作,而这次重组对于整个国民党政权乃至日后的国共内战均有重要影响。改组过程中固然标榜所谓"新制度""新观念",但蒋介石依旧牢牢把持军令大权。陈诚作为主持其事者,忠实执行蒋之旨意,并遍插亲信,把持要害部门。整个国防部权力架构未及运行,就处于畸形状态。改组前后的相关单位对于转型时期的职责任务不甚明了,未能做到分层负责,顽疾仍旧。     

雨雪风霜话秋白——读《瞿秋白与共产国际》札记(二)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续上期)国共合作大潮中,国民党内始终有一股反苏反共的暗流.国民党改组虽由孙中山主持,但实际指挥者是来自莫斯科的鲍罗廷.用鲍氏1924年2月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中所说的话,俄国人对孙中山的策略是"利用":"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引导国民党走上俄国人所满意的"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     

北伐前期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

陈独秀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然而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是个例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内部涣散,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分裂。孙中山在世时,尚能凭借巨大的个人威望以及独特的领袖魅力,使得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不敢做出过分的举动。孙中山去世后,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哈尔滨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共同领导当地的革命运动,支持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