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金元三朝法律的特点

辽金元三朝法律具有明显的共性,它们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过程,都具有多源性,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政策,都有中原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三朝法律共性的分析,以深入论证三朝法律的历史地位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赵翼的史学批评

作为乾嘉时期重要的考证史家,赵翼在史学批评上有许多重要的见解,在同时代学者中已达到较高的理论建树。他表彰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明确反对任情褒贬的风气,深刻揭示史书编次中体现的史识,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历代正史进行了评价,显示了考证史家的卓越史识。     

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评论,提出或褒或贬、或有褒有贬的论述。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但长期以来史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研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齐思和的史学批评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在其史学生涯中,十分重视史学批评。他有明确的史学批评旨趣,广泛的史学批评视野和突出的史学批评关注点。考察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活动,可以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内容,也为今天的史学批评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在考得失、评异同中体现出作者的批评眼光。在“史部”典籍的提要中 ,《总目》通过区分类聚、考察源流、比较异同等途径 ,评品史籍 ,显示其史学批评的方法和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辽金元时期的海东青及鹰猎

鹰猎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海东青唐代以来即为鹰猎名品,在辽金元三朝历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考古或传世的文物揭示了辽金元时期这种可能是白隼的猛禽——海东青的真实面目。     

北京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

辽、金、元三朝是北京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承期,其政治地位由隋唐时期统一政权下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依次上升为封建割据政权下的陪都——辽南京、独立政权中的正式都城——金中都,最终成为整个封建帝国的中心——元大     

两宋辽金玉器

宋、辽、金玉器是中国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皆受中原玉器的影响却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依据近年来出土的玉器实物资料,结合传世玉器,对这一时期玉器的类型、工艺、用途、鉴别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辽、金、元三代避讳

辽、金、元是三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避讳情况历来研究得较少。本试图对辽、金、元的避讳发展作一简要的论述,并揭示其在化与社会上的意义。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辽金人的忠孝观

忠孝是中国古代伦理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契丹、女真早期本无忠孝观念。辽金建立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儒学的传播 ,统治者的倡导 ,民族的融合等 ,忠孝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忠孝在辽金及后来元人那里 ,超越了民族、地区和国别的畛域 ,人们对外族、邻国、敌国乃至前朝的忠臣孝子同样表现出尊重和崇敬。 1 0 - 1 3世纪 ,忠孝已成为汉、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一致认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强大凝聚力。     

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

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工业、畜牧业等优势。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

辽、宋、金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许多民户通过多种渠道迁移到邻近的高丽。高丽针对中国移民的接收与遣还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制定了相关规定。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按照集团聚落居住在归顺州等移民州县里。他们努力耕耘、辛勤劳作,承担居住国的租税和贡赋;传播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文化,为高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古代东亚移民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动紧密相关。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还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     

辽宁铁岭市歪石砬子辽金遗址发掘简报

歪石砬子辽金遗址位于辽宁铁岭市镇西堡乡歪石砬子村北1公里的坡地上(图一)。1993年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铁岭市博物馆在配合铁岭电厂贮灰场基建工程的文物调查中,在贮灰场占地范围的南部发现了该遗址,并组成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发掘。共开5米×5米探方12个(编号为93TDT1~12,以下简称为T1~12),探     

试论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

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史学中民族史观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正统观念的变化与史书求实风气的影响,宋代民族史观在理论形式与史学实践中都表现出相当多的积极因素;但同时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也出现了更为理论化的形态。辽、夏、金作为以武力建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吸纳汉族文化的同时,本民族文化也取得长足进展,与此相应,其民族史观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