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史实考略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青年会"(Y.M. C.A),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1821～1905)创建于伦敦,其最初宗旨是改善青年店员的精神生活.1851年,一些美国年轻人来到伦敦参加世界博览会,他们深为青年会的活动所感动,回国后随即创建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并迅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1855年,欧美各国青年会举行第一次国际会议,组成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9世纪后期,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陆续在天津、上海等地建立组织,成为对中国城市青年影响颇大的一支宗教力量.然而,很多中文论著在提及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早期史实时均各执己见.笔者将查找到的各种关于青年会传入中国的论说版本列出,并结合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初步的梳理和考订.     

武汉群众体育运动的发起者宋如海

宋如海(1890—1958年),安徽怀宁人,基督教徒.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于1916年任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1921年升为总干事,1928年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51年离职.纵观宋如海的一生,其事业成就不在宗教,而在兴办和推动群众体育运动.特别是在旧中国,他在武汉地区宣传和组织一系列群众体育运动,为武汉现代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周恩来与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交往

周恩来和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交往,除了在青年时期与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留日学生基督教青年会有过短暂的接触外,主要是从全面抗战时期开始的。他先后结识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人,这些基督教青年会人士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在政治上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逐渐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救国主张,加人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陶德满致鲍乃德函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外籍干事大多离华返美,但仍有一少部分人留在中国,继续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按照规定,外籍干事要定期向北美协会负责人汇报工作,下面这段资料就是当时担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代理总干事职务的外籍干事陶德满于1938年9月1日写给北美协会总干事鲍乃德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抗战初期华北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受挫折及其努力,也谈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殖民统治。     

武汉基督教青年会

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已在中国天津、香港、上海、北京、广州等重要城市相继建立。此时的武汉三镇由于近代文明的影响,新型工业、新式教育、商业贸易呈现出初步的繁荣。一批知识分子、工商界上层、教会领袖等开始热衷于推动新的社会风尚。基督教青年会在武汉的活动由此应运而生。早在1906年,教会所办的文华书院、博文书院、仁济医学院等出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校会活动。与此同时,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把在远东扩展青年会运动的目标放在了汉口等城市。北美协会当时筹款200万美元,并决定四分之一用于在中国的八个大城市修建有现代设备的青年会会所,汉口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抗战前的汉口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名词缩写YMCA)是具有基督教性质的社会团体.它的宗旨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它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吸引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和了解基督教,从而达到信仰基督教的目的.     

一则以喜,一则以虑——六十年前的八一五

60年前的8月15日,我刚从西南联大毕业,正在云南建水滇军第22师劳军,实际上是在云南地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洒下民主、进步的种子。那时,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以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联大的进步同学,利用寒暑假,组成军中服务队去云南部队工作,称为劳军。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部的李储文同志(地下党员,香港回归前曾任港澳工委副书记)曾带队去滇军第18师工作。我们这一次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辛志超同志(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带队去滇军第22师工作。正好是8月15日那一天,22师师长杨炳麟将军请我们服务队吃…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

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变了以演讲、体育、启发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以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的工作内容。从1936年的百灵庙慰劳到1943年的印缅分部的军人服务,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全盛时期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在一起,与战争紧密结合,随战争的转移而转移,随战争的需要而服务,鼓舞士气,安慰民心,服务官兵。这一切为基督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为在新社会中基督教的改造做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青年会与民国苏州的娱乐文化

<正>青年会全称为"基督教青年会",1844年6月6日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立于英国伦敦,很快就遍布中国,构成了市民日常娱乐生活的聚集空间,成为城市娱乐体系的一部分,与一般娱乐空间不同,它传播新的知识、推广新的艺术形态、聚集新的艺术思想的传播者、提供市民体育健身场所,不仅从娱乐形态,还是从文化内容来看,都呈现出早期中国城市现代性的曙光。青年会与民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音乐推广活动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非常时期,表现为政局动荡、思想活跃、文化丰富等多种特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青年成员的宗教社会团体,在此期间,顺社会变革和艺术发展之势,于传播宗教与服务社会之时,以其丰富的音乐传播活动深入于各地城市社会之中,在联络与教育青年、推进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向广大青年和社会民众大力推广音乐文化,扩大了近代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西音乐艺术的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社会"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发展。随着其向本土化、世俗化的转变,这种音乐推广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效更加明显,不仅丰富着城市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推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近代发展。     

陆地：他的刻刀上始终闪烁着鲁迅精神

正被毛泽东评为"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于1936年10月8日抱病前往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青年会九楼会见木刻青年时的情景。11天后,由于在访友归途中受了风寒,鲁迅大病突发,竟于19日病逝于上海寓所。     

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及其与中共的关系

黄岭峻先生的《1948年关于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态度的一次问卷调查》,是唯一以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为主题的论文,其对于这个北美地区最大的、持续40余年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浮出水面、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起到了特别的作用,读后颇有收获。由于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殊关系,     

陶行知生平事迹五考

陶行知生平有关事迹或史实,至今仍有不少令人扑朔迷离.本文对其五点事迹予以考定:陶行知确实生于1891年;在金陵大学求学时,他于1913年春间加入过基督教;他最后确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是在1915年6月下旬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于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夏季会议之际;他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一职,应以晓庄学校被封,他本人亡命日本为终限;他亡命日本的确切时间,去时应为1930年10月10日左右,归时应在1931年3月15日至24日之间.     

福州市区影剧院的变迁

福州市区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放映无声电影,开办之初地点就设在台江苍霞洲基督教青年会。为了扩大交谊,青年会每周六免费招待会员们看一场在当年算是新奇的电影。民国14年,买票进场的商业电影才出现在福州。最初的经营者为上海新奇影戏社和在榕城经商的葡萄牙人,前者从欧美购进电影放映机和影片（如早期故事片《孽海潮》）,或租或售给后者于福新街大光影戏院放映,观众掏钱买票进场。     

太原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原起于英国。在英国的一个工厂里,有一部分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感到信奉耶稣为求得将来的永生,舍去今生现实生活与为世界大干服务是不理智的。他们认为真正的信仰者应该从最宝贵的今天,最温暖美丽的现实生活中来建立自己,热爱群众.服务群众是比只求自己的益处更有益的一种行     

珞珈山上的话剧演出

正1947年6月,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8月中旬起,武大助学运动开始发动,地下党组织依靠进步社团组成武大助学筹委会,并与武大教授会、武汉社会民主人士、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公社等取得联系,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年底,武大地下党总支建立,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组织读《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这期间有人读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转发余日章在美宣传抗日公开信的函

1932年10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赴美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进行募捐.在美期间,他将所见所闻写成公开信,进行传播,以扩大影响.此信引起美国方面关注,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向美国国务卿和驻北平公使进行汇报.从余日章信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国侨民对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热情支持,而且对中日在美国的宣传战形势也有所了解.     

中国亚运风

上世纪初,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都举办名为＂嘉华年会＂的节日活动,其中举行各种体育竞赛。1911年9月,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美国人布朗访问了中国和日本,受到中国＂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和日本体育人士的欢迎。     

政党、宗教与社会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国家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曾明令禁止军队进驻教堂,保护教会财产,确保信仰自由。但国民党地方党部基于意识形态,沿用北伐时期的反教话语,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致使地方社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党教冲突事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旗事件便为其中一例。此事迁延甚久,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对青年会(后扩展到基督教团体)的指导办法,即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民党经常受制于中外关系和条约体制,难以对基督教团体进行有效管理,呈现出了弱势独裁的党国体制所催生的异样的宗教生态。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交往

1946年张伯苓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寓所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记者问张学良:"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先生!"此言不虚,张伯苓可谓影响了张学良一生。1916年,教育家张伯苓在东北考察时,应东北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发表了《中国不亡有我在》的著名演讲。热衷基督的张学良恰好那天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