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邓力群同志

正邓力群同志年长我5岁,虽然早年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我对他是闻名已久。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担任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的秘书长。当时按照会前的中央人事安排,作为上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是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他自身以外的原因,力群同志出人意料地连续在中央委员     

邓力群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正2015年2月,邓力群同志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当想起他,我就心潮难平,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在他身边工作的情形历历在目。1982年10月,我调到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从1990年起经历了邓力群同志参与组建国史研究机构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整个过程。邓力群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他是以对国家、对历史和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组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我与邓力群一家的交往

正我和邓英淘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同学。他原名"邓婴淘",英淘的"英"字是后改的,和樱桃二字同音。当年有首歌叫《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一唱这歌大伙儿就朝他笑,弄得他怪不好意思的。至于他什么时候改的名,我就不得而知了。北京景山学校是1960年在原北京市东城区东高和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基础上创办的,归中宣部领导。景山学校当年是"九年一贯制",实行精英教育     

邓力群同志谈出版包尔汉回忆录和征集新疆少数民族文史资料问题

198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文史办公室主任黄森、副主任张文惠以及编辑黄霭玲同志,就出版《包尔汉回忆录》一书及征集阿巴索夫烈士的史料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胡乔木晚年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

胡乔木逝世后,邓力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乔木同志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人们都高兴的时候,他往往又为未来的什么忧虑起来了,考虑着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真是难得。”邓力群与胡乔木是知交。从延安时代起,他们就在一起工作、斗争,直到胡乔木逝世。他对胡乔木的洞察,了解,比其他同志要深透得多。 胡乔木“忧国忧民”,当然不止是国内的事情,对国际环境、周边大事,他同样特别关注、忧虑。日本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凶恶的敌人,它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统治和占领中国…     

在纪念邓力群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正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纪念邓力群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邓力群同志在1958年6月至1966年5月,历任《红旗》杂志社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辑等领导职务,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的成功创办和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党刊工作。1958年6月1日,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决策和指导下,《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正式创刊。毛     

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初创时

正1977年11月,中央作出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任国务院研究室(即原来的国务院政研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同时决定胡乔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邓力群向乔木同志建议,最好让于光远也兼社科院副院长,乔木同志赶在任命通知印发前向中央领导反映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同意。于是,他们三人一起被派往社科院。我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6月回到由国务院研究室变成的中央书     

毛泽东的幽默

1939年初秋，毛泽东应邀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澜特意安排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等四人前往杨家岭接毛泽东。他们走到半路时碰到了主席，毛泽东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摇摇手说：“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     

回忆邓力群

正一我第一次见到邓力群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工作。9月报到即准备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有些天闲着无事,经常到党刊室看东西。党刊室就是内部文件和资料的阅览室,那里有很多反映国内外情况的内部文件和资料。有一天正在翻阅,走进来一个中年男性,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双目炯炯有神,穿着洁白的衬衣,满面春风,很有些派头和自信,看样子就像个大领导。他在向管理人员要了一     

严凤英的庐山情

正1959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小车驶进中南海,停在周恩来总理办公、住宿的西花厅前。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走下车来,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站在大门前迎候。周总理握着严凤英的手说:"去年在合肥见面时,我就说要请你们来家里做客,我没有食言吧!"邓大姐拉着严凤英的手,笑着说:"人见人爱的‘七仙女’来了,嗯,比电影上的人儿还要年轻漂亮!今天请你们来家吃饭是有条件的,我要面对面地听你和‘董郎’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严凤英和王少舫连声说道:"我们一定给总理和您尽情地唱。"     

土改时毛泽东家庭划定的是什么成分

正《"清抵簿"破解毛泽东家庭历史之谜纪实》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毛泽东老家的家产问题,曾有这么几种说法:一说是没有了,毛泽民都按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了。二说是流动资金没有了,剩下的不动产大部分租给佃户。三说是动产没有了,不动产由毛震公祠收归公有。四说是1929年由国民党没收后,家产就不复存在。但根据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家庭账簿——"清抵簿",毛泽东家产是存在的,由毛震公祠代管。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正>1985年夏,朱厚泽同志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来北京,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的办公地点在和平门路口西南侧的一栋塔楼里,与中国邮票总公司为邻。机关大门东向临街,入门只有很小的院子,停不了几辆车,局促狭小,各局室的办公用房都不宽裕,是中央机关几个部门中办公条件最差的。     

邓力群二三事

正邓力群老人百岁辞世,不仅为他坚持做完最后几件事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历史的沉淀"。如何评价这位世纪老人,涉及对于整个时代的解读。作为后生晚辈,我只能写下记忆中的几个片段,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获罪易 辩诬难──我在“文革”中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１９６６年 ５月 ５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５月４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 “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１９５９年２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     

《邓力群自述:1915~1974》序言

经中央审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邓力群自述:1915~1974》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新疆三年》一章所记述的经历,再现了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历史,本刊在2012年第2期曾刊发了其中的前一部分,即《初到新疆的历程》。今年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邓力群诞辰100周年,现将宋平同志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和《新疆三年》的后一部分,即《从和平解放到离开新疆》刊出,以飨读者。     

谁举荐的朱厚泽

正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部长,1987年1月28日离任。朱厚泽主政中宣部只一年六个月。但是他留下的口碑,超过到现在为止除胡耀邦以外的所有中宣部长,他的"三宽部长"美名,可与胡耀邦的"思想建设部"、"思想解放部"部长媲美。是谁举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一、众说纷纭有说是邓力群,有说是宋任穷,有说是乔石,有说是习仲勋;还有说是胡启立,是李锐,是胡耀邦。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问过朱厚泽,     

我们家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正一、迟来的《平反通知书》1987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供职的贵州安顺地区农科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傅锦州把我叫到办公室,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爸爸的平反通知书来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关于对徐孝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的打印件:原中国交通银行四川分行(现建行)行员徐孝达同志,系你单位×××同志的父     

我为小平当翻译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 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 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 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 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 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 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 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 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 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 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 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 荣幸。     

尽心尽力完成这项崇高的事业——邓力群与当代中国研究所

从1990年至2001年,邓力群领导和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凡12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初创时期(1990—1993年),他提出了"边建所,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设置了内设机构并配备了相关人员,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提出的关于国史研究的很多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93—2001年,力群同志虽然不再参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具体工作,但仍领导国史研究和写作,并一直亲力亲为、身体力行。在他的推动下,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形成可供讨论和送审的初稿。力群同志竭尽全力推动国史研究事业,就在于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研究和撰写共和国史,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贡献出来,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今天和明天,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