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文化分析

任何国家的政治运作,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一国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心理必然会对其内外政策实践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在解析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时候,将其置于日本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考虑是必要的。本文试从日本文化特性的角度,对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展开分析。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永远跟党走,做党的忠诚卫士——浅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大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言论,企图弱化、分化我国军队。最近这种说法在国内也是甚嚣尘上,党中央十分重视。本文作者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内涵以及重要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略论清代京旗回屯的失败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于乾隆朝开始把居住于京畿一带的闲散旗人,移往东北从事屯田活动。然而,事实证明清代京旗回屯政策是失败的。但由于它是国家组织的、在国家所有土地上进行的屯垦,既有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可能,又未脱离国家的严格控制,所以,虽然效果不甚理想,但清廷仍然不断地推行这一政策,直至清末。     

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

在我国追求以综合国力提升为目标的全面、持续和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在领土外的活动日渐突出的条件下,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影响日渐突出,形成了所谓的"边疆热"。在此过程中,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应运而生并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厘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探索各种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不过,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共谋边疆研究的发展,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清代中期旗人生计问题的表现及历史影响

清初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勇士一路过关斩将,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作为旗人是特权阶层的王朝,清朝从政治到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都体现出优待旗人的色彩,特别是其生计方面,经历了入关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1)到入关后由国家供养、不事工商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旗人享受锦衣玉食,国家钱粮同时,又为后来其生计困难的出现埋下祸根。特别是清代中叶后,旗人人口数量的倍增,加之其不谋职业,披甲兵额有限等因素,旗人的生计问题逐渐严重化,成为清中期皇帝们急于解决,却无良策的难题。最为重要的是旗人生计问题的严重化给当时的政局和为政者的决策以及施政方针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嘉庆朝时期尤为明显,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探寻此问题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社会化”到“国家化”: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体系之嬗变

国民政府初期,中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体系包括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三种要素。在之后20年左右的嬗变中,要素种类、各要素的地位或性质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总体经历了社会主导的合动、国家主导的合动和国家统制三个阶段,体现了"社会化"到"国家化"的趋势。其具体演化与不同阶段各主体的发展困境及认知选择,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经济统制的治国思想密切相关。     

永远跟党走，做党的忠诚卫士——浅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大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言论,企图弱化、分化我国军队。最近这种说法在国内也是甚嚣尘上,党中央十分重视。本文作者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内涵以及重要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德国通史编撰的全球史转向——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为例

<正>以笔者之见,所谓"全球史",就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和演进的一种主观认知和解释模式,即对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演进体系进行全球视角下的探究和阐释。换言之,在全球史视角下,人们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历史为审视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框架,将认知重点从个体的、局部的各民族和各国的纵向演进历史,转向整体的、以横向互动和交流为着眼点的跨国家、跨民族乃至跨地区的历史。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史"转向并不涉及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问题,或者说,基于"全球史"的主观探究和     

文昌航天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浅析

文昌市被国家批准建立中国第四个航天基地以来,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大量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着重强调从可持续生计下浅析失地农民问题,通过分析文昌失地农民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解决措施,以达到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目标。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

从学术思想演变和理论创新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总结和评论将会推动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所使用的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或"四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这样的文明观很难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做出结构特征性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有进展,亦有待深入;"酋邦"理论有建树亦有局限,需要通过学术创新把它整合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在吸收酋邦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概述"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评介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和国家形成时间的两大观点——夏代说和夏代之前说;评论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诸种学说的得失;在对有关夏商西周三代国家结构的两种传统观点评论的基础上,阐述"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论;对先秦到秦汉之间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认为国家形态结构与民族类型存在对应关系。     

“军队国家化”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语境

资产阶级军队国家化源于西方对军队封建君主所有否定的历史实践。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其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防止个人独裁的初衷并不矛盾,"军队国家化"在今天的语境成为西方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手段。     

一九四六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在日本明确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举行的。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在1946年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起,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谈签订了军队国家化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协议、政府组织协议、国民大会协议和宪法草案协议,达成了宪政的共识,这就是要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民主宪政国家,从而为中国保障人权、走向现代文明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领导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基石,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必须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     

广东省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研究

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央提出要巩固和拓展扶贫成果.这一措施重点在于治理导致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源,预防脱贫后受风险冲击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进而实现脱贫成果的巩固.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广东省饶平县和惠来县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内描述分析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选用熵值法定量分析农户家庭生计脆弱性情况,同时探究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探析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探析

伴随着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治理危机和国家中心治理失效问题频频出现,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国家-市场-社会研究视角的提出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研究传统。通过重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互动、政企互联、企社互融和多元互动,可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清雍乾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考略

清康熙五十六年已经出现设置天津水师的动议,设立的目的和当时形势以及清军的布防有关。雍正三年八月,清廷在天津正式建立驻防八旗水师营,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出自加强海上安全的目的,也是完善八旗制度之举,还有安排京师八旗生计的考量。探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军备与操练、城堡建设、军纪与管理、兵丁生计问题以及裁撤,有助于加强对清廷海上安全、八旗制度、京师八旗生计的处置,以及国家治理的认识。     

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农户适应行为及影响机理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性科学发展，适应性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户适应性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从农户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农户适应作用分析框架来探讨民勤绿洲地区农户适应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厘清农户适应性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以生态治理恢复、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主导的政府政策实施重构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推动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变化。②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以农业调整为主，被动适应行为选择较少，外出打工成为未来生计趋势。③系统外部影响因素中有效灌溉率（水资源状况）是交互作用的核心因素，左右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农户适应行为选择主要受系统内部自然资本、劳动力资本与认知水平、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影响。④农户资本内部结构与储量的差异是适应行为选择多元化的内在动力，以生态恢复主导的政府计划性适应管理是农户适应行为选择的外在推力。生计资本及系统内外部要素交互作用的综合影响推动农户适应行为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