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事役结构及其实现方式——以堂邑《要具簿》《逋簿》为中心

“事”是人地合一条件下农民受田于国所伴随徭役义务的制度称谓,内容复杂,故“筭”人定“事”,秦律“定名事里”、汉律“筭事”、《要具簿》“定事口”“定事筭”均是其体现。“筭”是计算、核查、登记,“筭”的结果著于名籍,是为“事筭”。编户民七至十四岁有少年之事,十五岁开始服成人之事,傅籍至老免服“正卒”之事。“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是指地方每月有更役、国家每年有戍役和力役,农民有每月应更役、每年应戍役和其他力役义务,并非每年一次性服更役一月,一生当郡兵一年、做卫士或为戍卒一年。授田制瓦解,人地分离,农民“事”的实现方式货币化而有“更赋”“口算钱”等常税,但农民仍有服役义务或另交代役钱,农民负担合法地加重而陷于绝对贫困化。《逋簿》记载西汉末年农民缴纳口钱、赋钱的同时缴纳更卒钱、戍卒钱、卒更钱,是事役货币化的真实记录。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的供给制

1958年夏秋间一哄而上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对我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地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制度。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不但超越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的承受能力,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本文拟对这一分配制度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湖南长沙发现乾元重宝背“桂”铅钱

1995年11月,笔者在湖南长沙古董市场农民处得到一枚乾元重宝背“桂”铅钱,同时得到的铅钱共9枚,还有开元通宝背“潭”2枚、背倒“六”一枚,其余的均为光背开元钱。据农民讲,这些钱是在湘江中挖沙时挖出的。这枚乾元重宝背“桂”铅钱,直径24．3、穿径6．6、厚1毫米,重3．45克,色灰白,背文“桂”在穿上（如图、插一）。湖南五代十国楚时马殷曾铸过铅钱,但未见实物,不知此钱与马殷铸铅钱事是否有关。湖南长沙发现乾元重宝背“桂”铅钱@谭勇     

安阳出土南北朝古钱窖藏

一九八二年底笔者对安阳废品回收部门的一批古钱进行了调查,得知这批古钱是安阳市西郊农民建房挖地基时发现的。出土前增经装在一个灰陶罐内,在出土过程中陶罐被打破。从成块的铜钱穿孔处,可以看出用绳子穿连成串的迹痕。这批古钱总重为5911.1克,共计2885枚1.其年代从最早的西汉文帝“四铢半两”钱,到南北朝的“四柱五铢”与“金五”、“五朱”钱,共历经我国七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公元前175——公元557年)。现将初步整理的情况简介如下:一、西汉时期的钱币共计34枚,其中有:文帝“四铢半两”钱6枚。6枚的钱径大     

乾隆年间满文年彩浅探

年彩,俗称“门笺”、“门彩”、“挂千”、“挂签”、“挂钱”。鲁南称“过门笺”,天津称“吊钱”,北方叫“挂钱儿”。是春节贴在门楣上的一种民间剪纸,流行于南北方农村,城镇亦有。     

陕西城固出土一批外国铜币

一九八一年,城固县西原公大队农民挖土时,发现一窖古铜币,重489公斤。农民将这批古铜币卖给当地废品收购站,该站又将这批古币调拨汉中地区废品回收公司。城固县文化馆闻讯后,速派人到公司调查,经过协商,最后将这批古币送到城固县文化馆收藏,去年五月将这批古币进行了整理,现将拣选出的外国铜币介绍如下。一、日本钱币日本的“宽永通宝”钱,726枚,可分14型: 1型:边宽,文字瘦秀的“宽永通宝”钱,620枚。直径2.2厘米,重1.6克,5枚平均重1.5克(图1)。 2型:边窄,穿大的“宽永通宝”钱,19枚。直径2.1厘米,重1.3克,平均重1.2     

一枚长钩“宁”崇宁重宝花穿钱

2005年10月26日,笔者于风阳一农民手中购得一枚崇宁重宝折十钱。该钱满身红绿锈,廓外宽内窄,径38mm,穿8mm,厚2mm,重12g,光背。与常品相比,版别、造型、钱文都显奇异。从造型看,其穿孔为花穿;从钱纹看,纹线精细秀美;从文字看,“宁”字长钩几与上横相连,“重”字特大,而“宝”字较小。     

一批珍贵的楚贝币

最近,笔者在集币中发现一枚楚君字贝,几经周折,历时一年多,终于了解到,这是一批自然出土楚贝币中的一枚,并集到了这一批钱中另外两枚珍贵的钱币“(十斤)”字贝和“金”字贝。为此曾赋“梦江南”一首以记其实:“先秦货,楚币罕‘釿’‘金’。改铸熔销魂釜底,风尘湮损未甘心,几度费追寻”。这批楚贝于1987年夏季出土于河南省固始县农村丘陵地带。当时地面经暴雨冲刷,地表土流失,钱币星散,为当地农民捡拾后流入上海。据笔者了解,流入的这批钱币共5100多枚,含七个品种,其中(?)字贝最多,约有4700枚左右,大多数重量在1.1—2克之间,有部分为穿透型。钱背大多平素,但其中有13枚为合背型,背文(?),多数铭文不深。另有7枚(?)字贝     

勉县出土“大泉五十”铜钱母范

1987年春,勉县农民在汉江淘金时,发现一件铜质“大泉五十”钱母范。“大泉五十”铜钱母范,为铸“大泉五十”铜币所用。呈六边圈足盘形,斜壁平沿,长宽各7.5厘米,通高0.9厘米,腹深0.5厘米。范中间设圆柱形直浇道,柱高于平沿,径0.8厘米。范内设钱模四枚,二正二背’每枚钱模处开一内浇道与直浇道相连。正面钱腔有阳文篆书“大泉五十”四字。四枚钱     

“光绪通宝九年十”和“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并非仅属“纪念币”

清光绪九年（1883年）,为了庆祝和纪念新疆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库车铸钱局铸造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光绪通宝九年十”红钱,阿克苏铸钱局也铸造了“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属补铸前朝红钱）。近年来,不断有专家著书及泉友撰文称其为“红钱纪念币”。而笔者认为,“纪念币”这一称谓有失准确,特提出个人看法,与泉友探讨。     

合肥义城发现货布圆钱

2002年伊始,义城镇农民掘土时出土一批六朝时期窖藏钱币百余斤,经清理拣选,发现一枚前所未见的(货布)圆钱,见拓图彩照。伴出的还有“五五”、“朱朱”、“货货”、“半两”以及沈郎五铢和大量无小钱。     

不是样钱是厌胜钱

《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载谢世平同志的《介绍两枚周元通宝样钱》一文中说:一枚钱背有“飞龙戏珠”,另一枚“背穿上是一尊手持拂尘的坐像”,“经鉴定上列二品为铜制样钱”。又说:“五代后周时期用铜制‘样钱’,而且钱背制有‘龙’、‘佛’图案。”对于这一论断,实不敢苟同。笔者详察刊出的二枚被称作为“样钱”的“周元通宝”原拓墨本,拙见以为它不是样钱,而是后铸的厌胜钱。今不揣粗浅,求正于钱币界的专家学者。     

蜀汉是太平百钱的铸主

“太平百钱”在考古中时有发现,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其铸主始终是个疑案,虽然历来有不少人进行研究、考证,但除了比较一致地认为此钱是魏晋时期所铸之外,对其具体铸主则先后有过十余种视点。例如:吴孙权钱说、吴孙亮钱说、蜀汉钱说、晋初平蜀钱说、晋赵廒钱说、梁钱说、齐神武钱说、张鲁钱说、西晋王濬钱说、黄巾农民军钱说、刘焉父子钱说等。众     

墙作幕,涂上愤怒

5月16日,伦敦芬斯伯里区一名小女孩“正在”被一台现金提取机“吞噬”!这一吞,吞掉88000英镑,钱悉数掉进“事件制造者”班克斯(Banksy)的口袋里。另一厢,伦敦交通部的工人,在清理老街地铁站时,竞不慎将班克斯的一幅价值三十万英镑的作品给清除了。     

秦汉时的行钱

行钱一辞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鼎三年,“郸侯周仲居为太常,坐不收赤仄钱收行钱论。” 周仲居获罪之由是因为“不收赤仄钱”、“收行钱”。行钱是什么?先看颜师古对这段话作出的解释:     

历代改补“开元通宝”版式流通钱

“开元通宝”钱是唐朝开国铸币,史载:“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①开元通宝的铸行,开创并确立了“通宝”钱制,其本身的重量和形制也成为以后历代推崇的榜样;不仅如此,后代甚至采用简单“拿来主义”的态度,直接选取某些版式的开元通宝钱,将其改刻添补后再翻铸新的流通钱。这种改补开元通宝版式的行用钱,在相当长的时期和较为广阔的空间内存在。谈到开元通宝的版式,要先从其钱文说起,《旧唐书.食货志》言:“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②欧阳询是初唐三…     

竹山县城发现一批窖藏王莽时期的货币

1989年春,竹溪县黄沙乡募缘村八组农民在挖掘一旧房基工程中,挖出一件陶罐。后将罐子打破后。才发现里面装的是小铜片,经送有关人员鉴定,知系王莽时期所铸的钱币“货币”,保存较好,只有少许锈蚀,钱币上的阳文“货布”二字较清晰。钱     

桂林发现洪武通宝背“酉”钱

１９９８年底，笔者一朋友从农村挖出的洪武通宝小平钱中，挑出一枚背穿上有一“酉”字的洪武通宝（如拓图及封底彩照），其厚１７、径２２８、穿５毫米，重４克。此批窖藏洪武小平钱是桂林市永福县罗锦乡农民，用推土机挖鱼塘时，从近一米深的土中掘出，据称出土时未...     

山西长治发现清钱帖版

山西长治发现清钱帖版钱庄,产生于明中叶,我省许多地方称其为钱店、钱铺、庄家。最初主要经营货币兑换业务。钱庄发行的钱票分两种：以一定面额的凭条注明凭票即付现钱,代替现金收付,称“庄票”;可直接在市场流通,后逐渐演变成定型钞票的称“钱票”,即“钱帖”。近...     

“道光通宝”背“八年十”红钱

前些年,笔者在农村发现并收藏到一枚“道光通宝”背八年十新疆红钱。该钱直径26mm,穿经5mm,厚1.5mm,红铜质地,宽缘,铸工较精,手感细腻,面文：“道光通宝”四字,背穿上汉文“八年”两字,穿下“十”字,左右为满维文阿克苏局字样,面背字郭深峻、布局严谨。该钱为清道光初期新疆阿克苏局所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