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闿运《礼记笺》的笺注特色及所见王氏礼学思想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经学家、湖湘礼学大师,《礼记笺》体现出了王氏鲜明的笺注特色与经世致用的礼学思想。王闿运宗郑而不盲从郑、驳孔而不废其说、有疑而不臆断、敢于提出新见并随时自证、重视经注版本文字的考订,这都是《礼记笺》笺注特色的体现。在《礼记笺》中,王闿运通过创造性诠释将其“礼以自治”的礼学思想融入古礼之中,并以时礼训解古礼、以实证去考求古礼,体现出了王氏礼学研治服务于现实礼治的主张。《礼记笺》是研究王闿运礼学及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

《大唐开元礼》是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本文讨论《开元礼》的撰作缘起,认为《开元礼》和《唐六典》作为取代上古三《礼》的中古礼典,在制作上异曲同工,都是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开元礼》提出以“改撰”《礼记》为目标,更有着从疑注到改经的长期思想基础和深刻学术渊源。而《开元礼》撰作之前,礼仪使的设立和在此之后举行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为《开元礼》的创作进行了礼仪实践和理论准备。《开元礼》最后以“折衷”唐贞观、《显庆礼》,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的矛盾,实现对于唐朝本朝新礼的吸收,体现了唐朝礼制的时代化和创新精神。     

《郑玄三礼注研究》读后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古文,遍注群经,而最精礼学,他注《三礼》,使《三礼》之学历千百年之久,其学术影响力绵延不绝,直至今日仍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礼学必读的重要注疏典籍,立言之德,泽被后学。郑玄《三礼注》的重要学术地位,历代均有学人对其进行研究。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孔颖达《礼记正义》专疏解郑玄《三礼注》。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读后

五年前,我因编写小册子《中国文明起源史话》,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做过粗粗的梳理。故此,对新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非常关注,捧读再三,自觉如甘醇入口,大有淋漓酣畅之快感。遂撰此小文,愿与同好共享其乐。《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由李学勤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王震中、杨升南、宋镇豪、罗琨等5位学者执笔撰成。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途径的思考”、“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两篇,下编则有“夏朝与夏国家形态”、“商…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李禹阶在中国古代，礼是华夏民族及国家的重要文化特征。《大戴礼记·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明礼与形而上学的...     

上博（五）札记二则

根据《包山楚简》所记文书的有关材料可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竞建内之》篇的所谓篇名“竞建内之”四字,其意是指楚人景建献纳简书。根据《大戴礼记》、《逸周书.官人》等材料可证,《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中的“”,可能当读为“考度”。     

制造“周制”:北周蜡祭的构建理路发微

北周依托“周制”创建礼仪制度,历来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宇文泰命卢辩等人所修西魏五礼以“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为基本原则,而北周祭祀新制主要依托《周礼》及郑玄注,改定五郊迎气礼以及创建蜡祭,其朝日夕月礼主要援据《礼记·祭义》创设日坛、月坎。北周三种祭祀新制均合乎西魏五礼制作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北周日坛、月坛的设立,与卢辩《大戴礼记注》之义高度契合。可见北周吉礼并非为北周新创,而是多因仍卢辩等人所定西魏旧礼。西魏北周所行五郊迎气礼、蜡祭合祀五方的天地神祇,以及九州的岳镇海渎,反映出其天下观并非局限于关陇一隅,而是以九州为基本范畴,象征西魏北周君主君临天下之意,折射出西魏北周强烈的华夏正统观念。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研究综述

近二十多年来,郑玄《三礼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版本、文字、训诂和修辞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包括郑玄《三礼注》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三礼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三是对郑玄《三礼注》进行综合论述,涉及郑玄的生活时代、学术经历,由此而论及郑玄《三礼注》的特点和学术影响等。     

说《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之前,殆以此也。《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     

《大戴礼记》及其史料价值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篡,凡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著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时才开始分别大小《礼记》的篇数.唐朝初年,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     

论《丧服》中的血亲关系——《仪礼·丧服》研究

古人重丧祭,古礼重丧服。《礼记·冠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仪礼》十七篇有《丧服》专篇讲丧服制度,并有子夏《传》,这在《仪礼》诸篇中是绝无仅有的。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     

《上博七·武王践阼》与《大戴礼记》

本文以简本《上博七·武王践阼》为据,重点考察传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在流传过程中文字、章序的变异及与简本的关系,同时对前代整理者的注疏作一简要评析,在此基础上,从大小戴《礼记》间的关系这一角度揭示《礼记》的成书过程.具体事实证明,楚简对于研究《大戴礼记》的内容、成书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二十五种江户时代稀见《家礼》写本解题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受容中国儒家生命礼的一个重要方式,即在大量刊行《家礼》与《文公家礼仪节》的和刻本之外,通过考订、辑校、补注乃至批判朱熹礼学经典,自创一大批符合日本社会风俗的私家丧祭礼写本,如德川光圀《丧祭仪略》、荻生徂徕《葬礼考》、浅见?斋《通祭丧葬小记》等。这类写本散见于内阁文库、服部文库、木村兼葭堂等馆藏机构,是研究日本朱子学与东亚礼教文明的重要文献载体。作者多为日本朱子学各派系(如京都、海西、海南、大坂等学派)或反对派(如阳明、古义等学派)之著名学者,其中阐释的"理礼一体"丧祭思想具有《家礼》的普遍性要素与差异化表达。对这类写本整理、归类并解题,可以揭示《家礼》与朱子礼学在江户时代"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基本面貌。     

探赜郑玄的礼学研究

二十年前我拜读了杨天宇教授的大作《论郑玄<三礼注>》(《文史》第21辑),就被文中缜密严谨的论证所折服。后来陆续见到先生一系列研究礼书、礼学的论著问世,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他撰著的《仪礼译注》、《周礼译注》和《礼记译注》,颇受读者喜爱,同时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我也向自己的研究生推荐了这几部书。古人认为:"礼书难读,尤其《仪礼》最为难读。"(阮元:     

揭示楚人经营“东国”的历史进程——《楚东国地理研究》评介

陈伟同志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楚东国地理研究》(以下简称《东国》),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11月出版.全书分五个部分:“导言”勾勒了楚“东国”的范围;“地望编”对方城、陈、蔡、徐、赖、小邾、黄、蓼、群舒等二十多处城邑故址进行了考订;“疆域编”对春秋     

《仪礼》白文经版本考辨

《仪礼》白文经版本考辨王锷《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之一。两汉时期,《仪礼》只称《礼》,或称《士礼》、《礼经》,亦称《礼记》,至晋代始称《仪礼》。今传《仪礼》十六篇是一部记录先秦以前贵族生活中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各种礼节仪式的专书。该书所...     

《说文解字》引《礼》《礼》所无考

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往往引经证字,即《序》中所谓“厥谊不昭,爱明以谕.”今考《说文》引《礼》138条,或出《周礼》、或出《仪礼》、或出《礼记》,然有22条为今传三《礼》所无.历代研究者或以《说文》所引非三《礼》文,或以今传之三《礼》有误,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逐条探讨了《说文》引《礼》而令传三《礼》所无之条,考其原因,述之于下.     

论《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关系

《孔子家语》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王墓出土了《儒家者言》一篇,内容与《家语》相关,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出土了与《家语》有关的简牍。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家语》不伪。本文校勘了《家语》与《礼记》中相同的篇章,检视了《家语》与《礼记》的三种可能性,《礼记》与《家语》在文本上存在极大差异,绝不是王肃伪作了《家语》,也绝不会是《礼记》抄袭了《家语》,二者都是流传有本的。儒家文献都来自于原始的弟子笔记,对这些原始材料的编撰,形成单篇的儒家文献,这些单篇的文献分合不定,不同的人据以编订不同的集子,从而形成《礼记》《大戴礼记》。《家语》编撰者所据以编订《家语》的材料同《礼记》相同,而不是抄袭《礼记》。二者出现相同的部分也正是缘于此。《家语》是众多伪书中久成铁案的一部,对它的正名应当警醒我们对伪书的理解,反思什么是“伪”,怎样定义“伪”。     

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若干问题

一、黄帝的年轮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明言“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故不记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而只从《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和《帝系》篇中“择其言尤雅者”,与《春秋》、《国语》等先秦古籍相印证,托始于黄帝,作《五帝本纪》。然《五帝德》及《帝系》两篇又不记年数,遂使殷代以前的历史不知其详。周以来的记载虽然详细些,但孔子序《尚书》,却略无年月。司马迁通过检索古籍,虽称黄帝以降皆有年数,但又不敢遽以为是,故仅据《五帝系谍》和《尚书集世》两书所记作《三代世表》,对黄帝至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这一时期只载世系,仍无年数。众所     

“发”人刍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一支被称作“发”的古代居民。《逸周书·王会解》记作“发人”,《管子》和《史记·五帝本纪》均记作“发”,《大戴礼记·少闲篇》则记作“北发”。 《管子》一书的《揆度》和《轻重甲》篇均有“八千里之发、朝鲜”的记载。春秋时期,燕与朝鲜(箕氏朝鲜)东西相接,发人自不会在二者之间,而应在燕之东、朝鲜以北求之。 发,《集韵》注为:北末切,入声,末韵。郭沫若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