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杨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杨松,我党早期革命家、理论家,1907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1927年2月受团中央派遣进入莫斯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兼任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和俄文翻译。后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1933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     

俄拟开放20至40年代中国历史档案

[本刊讯]据1992年7月14日出版的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日前在柏林签署协议,决定联合整理出版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和红色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档案文献。这批档案文献原文系俄文,内容包括大量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和红色国际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决议以及与中共关系等史料。这些文献均系首次对外披露,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     

一九三〇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又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     

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津贴始末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津贴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中共五大路线未能贯彻执行原因之我见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的紧急形势下,为着研究和制订中共在紧急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会后并未得到实施。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普遍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妨碍了中共五大路线的贯彻执行,以致于中共五大没有担负起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上述观点是失之偏颇的。笔者认为应从这条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去加以分析,中共五大路线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此后又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反对,使之最终没有能够贯彻执行。第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国民党进行。这就决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 文件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1929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起因是远东局在1929年10月作出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中共经常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富农问题上和在工会工作中犯有右的错误。对广西军阀作出了错误的评价等等。对此,中共中央表示强烈不满。拒绝接受远东局的批评。指责远东局始终有右的倾向,在如何对待陈独秀问题上搞调和主义。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有关中共的部分。远东局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应中共的要求双方举行了三次联席会议。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但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不得不决定各派一名代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请共产国际裁决。有关这场争论始末的档案文件已于1999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的&;lt;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gt;系列文件集第三卷中发表．这些文件对于研究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现译载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毛泽民为兄长代填履历表

1939年12月28日,应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毛泽民为兄长毛泽东代填了一份长达数页的《个人履历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个人履历表》,应由来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的同志本人填写。毛泽东本人没有来苏联,但问题在于,为何不由中国共产党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级组织来填写,而要由他的同胞弟弟代填呢?这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是多么迫切希望     

一九三0年张国焘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内情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义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不让他回国.1930年11月,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回国工作.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上）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的早期关系（1919-1936）以20年代末、30年代初划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总体来讲,两党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组织联系,其相互关系在前期表现为少数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后期则是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人逐步加入中共党组织的过程。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几乎没有专门的著作,学术论文也寥寥无几。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依据的主要是中国的档案和口述史料。应该说,对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描述了一个大体轮廓。据笔者观察,这些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历史过程的描述有些简单化,特别是对前期两党关系的基本判断似乎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二是没有说明共产国际对中朝两党关系所持立场的变化过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决议后,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在华朝共党员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加入中共的过程,并承担起参加中国革命和继续朝鲜革命的“双重使命”。但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五卅运动与共产国际

五卅动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一次尝试。对于这个运动,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但对于共产国际在这次运动巾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论述。本文以新近公布的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对此问题试作一探讨。     

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揭秘

1919年3月成立、1943年6月解散的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段政党的联合组织,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早期发展给予了正确指导与巨大帮助。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将中共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实行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中共的发展壮大,既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有同共产国际的斗争。     

有关孙中山研究的新论点

孙中山曾与中共合作,成功地改组了国民党,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但他最初同意接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很明显,孙中山很大程度上看重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张太雷对中共三大的贡献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由于其思想成长历程与所有的革命实践活动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让他更容易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能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代表之间出现矛盾时,起很好的调节和润滑作用,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