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

“清乡”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汪精卫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进行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活动。它发端于汪伪政权的中心地区江苏南部,扩展于浙江和江苏两省大部分及安徽、广东和湖北三省沦陷区的一些县份,上海和南京两市,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乡”。“清乡”前后延续四年之久,它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极为深重的     

抗战后期南通地区发行的几种抗币

江苏省南通市(除市区外辖启东、海门、通州、如东、如皋、海安六县市),在抗日战争后期属新四军东进后开创的苏中抗日根据地重要区域之一。它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日寇侵华期间,曾派重兵占领了南通地区的主要城镇。由于政治上、军事上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十分激烈,经济上江淮银行与日伪币争夺市场的斗争形势亦相当严峻。日军大量使用日本军用手票及汪精卫伪政权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券”,抢购他们所需的重要物资。当时南通地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主要用苏中统一发行的江淮银行币去占领市场,抵制日伪币。…     

汪伪政权的军校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汪伪政权建立了一支军队。汪伪军队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由于汪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实际上是一支附庸     

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评介

徐勇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评介李吉奎徐勇所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一书,为《抗日战争史》丛书·军事系列之一种,于１９９３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约３５万字。著者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工作,...     

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在中国加紧实施“以华治华”的政治阴谋,精心谋划成立效忠自己的中国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为代表的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三大汉奸集团,在日本人的组织下,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谈,这是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所进行的一次组织上的全面准备,对当时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汪伪“青岛会谈”。     

伪满时期军事职官任免制度述论

伪满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产下的"怪胎",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历史上的"怪胎",日本关东军曾颇有用心地制定了一整套的职官制度,军事职官任免制度也在其中,对军事职官的任用采取日满两系并用的方针,由日系控制实权,而后针对升迁混论、系统庞杂现象,对军事职官的任免又采取了"本职位制"、"停年制"和"考科制"等几种形式,以此牢牢把握军事大权,独自操纵和控制殖民地的军队,通过日本人对任免制度的实际掌控,达到控制整个满洲政权的目的,充分体现了这个伪满政权的傀儡性和殖民性。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沦陷时期江苏苏中、苏南地区的伪县知事、县长在清乡(1942年)前后有较大的变化。清乡前大多由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担任,清乡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者组成,且相当一部分人出身行伍。清乡前日伪中央政权及省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县级政权,之后其控制范围也仅囿于苏南各县;而日本占领者对县级政权的人员任免和控制程度正好与伪中央政权相反。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一个中共三栖间谍的“十死余生”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局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由戴笠策划,向汪伪政权最高军事当局派遣了一名少将级的高级间谍。这名间谍活跃于伪政权的上层,成功地猎取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伪政权的军事走向。在日本投降时,这名间谍又成为汪伪首都南京风云一时的人物。其后又在国民党高层活动,     

日伪统治期间的南京市日语教育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实现军事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后,为配合侵华战争形势的需要,彻底铲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和民族精神,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情愫和亲日分子,日伪当局在其统治区的中小学及民众中大力普及日语教育。南京特别市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扶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与军事侵略相呼应.在中国的广泛地区,尤其是军事、经济要地建立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所祭之神是以天照大神、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神灵皇祖,建筑式样也是日本式样,被视为"八紘一宇"、"肇国大精神"的象征性建筑物.日本政府、军部及神道界所设立的在华神社不仅扮演着辅助军事侵略、实施文化侵略的角色,是妄图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性的"皇民化"政策中的一环,而且也是统制在华日本人思想意识的工具.     

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

吞并整个中国,是日本的侵华总战略。在这个总战略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后14年时间里日本侵华战略大致可分为三大步骤:“吞并满蒙”、“华北分治”、“全面侵华”,这构成了其侵华总战略的基本框架。笔者试图对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做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勃利密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自1934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分三期在我国东北和苏联国境线上呈扇形秘密修筑了大量的筑垒地域和地下军事要塞,目标是进攻苏联和控制东北,堪称亚洲之最,日本关东军称之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武装的傀儡:汪伪政权警卫部队之管窥

汪伪政权的警卫部队是汪精卫的嫡系部队。警卫部队发展脉络大体包括警卫旅、警卫师和警卫军三个阶段,其装备在伪军中尚可称得上精良。从汪伪政权警卫部队的建立、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汪伪政权力图建立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作为政权存在的基础,这是其武装工具性的一面。但是,汪伪政权警卫部队建立与发展的每个过程,都受制于日本整体对华政策,特别是受到日本对汪伪政权政策的影响。因而,汪伪政权的武装只能是在日本操控之下生存,不可避免有其傀儡性的一面。近代以来,军事力量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汪伪警卫部队的建立、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表明其即使拥有武装,也摆脱不了傀儡的特性。     

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     

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

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曾业英日本对我国华北各海关，久存觊觎之心。１９３７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它一度与政治上的“华北自治运动”相配合，企图通过有组织的海关走私活动，实现其“华北海关独立”的目的。“七·七事变”以后，它凭借暂时的军事胜利，强行夺取天...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