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唐代县主簿初探

唐代县主簿是县级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官职。其设置在唐代前期比较稳定,而后期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 县主簿具有勾检、监印及部分司法职能;县主簿的出身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等途径,而他们的迁转去向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为县政官员及言官、御史等。     

清代县制研究

一、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的地位清人云一万事胚胎,皆由州县”,是说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作为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光绪会典事例｝）云,清县制“定于国初℃。其实清代县制是二千多年县制的继续。家一斑或可窥全豹,研究清代县制,可以了解清代,乃至中国历代政权体制的运作,即使对现代中国也不无史鉴之义。县制的由来县,本是古帝王所居,即王前,号称“赤县”。《礼记｝）云“天子之县内”。所以古天子亦有“县官”之称。后来春秋时期,秦、晋、楚等大国在新略之边地置县,国君派官吏直接管理,县官奉君命而行政．有别于世卿…     

金曹溥神道碑考释

金曹溥神道碑碑主曹溥为河北定武人，其于天会六年（1128）参加“南选”科举，及第后的官职迁转与《金史·选举志》所载“南北选”的铨选制度有所不同，说明金初官职迁转制度还未定型，正处于演变的过程中。曹溥散官品级均高于其时任的职官品级，可能与金代散官和职官迁转考核周期不同等因素有关。     

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

唐代州县间的关系是“以州统县”,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州县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构成了联结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了州级对县级官员的部分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州级可以参与县级官员的选任、考课和监察,这种制度对行政体制的运作有重要影响。     

汉魏之际公府掾史迁转之变化

汉献帝之前的两汉大部分时期,公府掾史迁转为县令等六百石职官需要经过举高第等中间环节,而东汉末三国初,则直接由公府掾史升为县令,且多有以公府掾史直接迁为郡守者。同时,郡守县令长等亦频繁迁入公府任职掾史。这种不次迁转,实质上提升了公府掾史之秩级(或品第),是曹操等权臣借助东汉末年政治动荡,剪裁汉代旧有的辟除制度而出现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当非临时之制,而是影响到政治制度层面,魏、晋、宋官品等当都承袭了此种变化,从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和组织力度的确与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对地方政权的记述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国后(主要…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与组织力度的确比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的地方政权入志体例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体系中的中共特色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局势渐趋稳定后,他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在县级政权,盛世才效仿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置县政务委员会,民主议决与执行;在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中推行区村制、民主选举区村长、实施村代表会制。通过借鉴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经验,盛世才不仅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政权体系,而且率先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的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沦陷时期江苏苏中、苏南地区的伪县知事、县长在清乡(1942年)前后有较大的变化。清乡前大多由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担任,清乡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者组成,且相当一部分人出身行伍。清乡前日伪中央政权及省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县级政权,之后其控制范围也仅囿于苏南各县;而日本占领者对县级政权的人员任免和控制程度正好与伪中央政权相反。     

元代县尉述论

元代县尉分司办公、专职捕盗,与同僚共同负责地方治安。出于维护地方统治的特殊需要,元廷不断强化县尉的作用。荫叙、吏员出职、巡检迁转是县尉选任的三个重要途径。元代对县尉的奖惩更注重赏钞、罚俸以及施以杖刑。元代县尉被占役的现象明显减少,与首领官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     

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

长吏在秦汉时期有泛指高级官吏的用法,但不是所有高级官吏都可称作长吏,长吏还具有实指的一面,即主要用作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一种代称。从可考的史料看,秦及西汉时期称长吏者可归为郡级和县级两大类:郡级长吏包括郡守(太守)、郡尉(都尉)、王国相、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县级长吏包括县令(长)、丞、尉、都官、侯国相等,道、障候等机构也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称长吏者有刺史(州牧)、太守、王国相、县令(长)、丞、尉等,三府、属国、属国所辖县等机构也都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和西汉一样,郡国守相及县的佐官当都称长吏。迁转方式及治民与否,不能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长吏中有不治民者,长吏迁转同样离不开功次。直到东汉末期长吏一词还未成为专有名词,泛称与确指的用法并存。     

论契丹民族华夷同风的社会观

本文从契丹民族的历史观、民族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论证了契丹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辽政权是属于南北对峙时期的北方民族政权。契丹王朝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诸方面,基本上继承了中原汉制并有所创新,体现出中华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及契丹族华夷同风的社会风貌。而日本学者所宣扬的“契丹王朝是胡族国家”,“辽朝是在中国史系列之外存在的国家”是完全不符合契丹族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民国时期河南省县级行政主官名录（二十）

附录五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伪县级政权主官名录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所辖各县,除新蔡、经扶一今为新县一等县外,     

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研究

在汉末、三国割据战争中,战马和骑兵兵员、将领呈现出从草原向中原、从中原向江南的流动。三国政权都面临着北来骑兵人才层与当地政治、社会的整合问题,并发展出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使得三国政权的骑兵运用策略、水准出现明显差异。蜀汉缺乏骑兵人才;东吴统帅擅长运用骑兵,但受制於战马不足;魏晋政权的骑兵运用能力则呈由强而弱的变化过程。三国割据战争和骑兵人才流动加速了北方民族的内迁,影响及於西晋的崩溃和之後漫长的南北分裂局面。     

南北朝时期的军事重镇蒙城

正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到589年隋统一的170年间,我国历史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南北朝时期,淮河到涡河之间一直是南北政权争夺的重点区域,其中淮河南岸的寿县城和涡河边的蒙城(当时为山桑县),更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长期以来的北伐史研究,多从南方立论,以南北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更宽广视角,如南北地域、文化新旧、舆情互动等角度,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以居京湘人黄尊三日记为主要史料,大体可展现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对北伐之观感,战争中个体的纠结与抉择以及战争对非战区民众生活之影响。与普通北方人相比,黄氏对南方的观察,包含着南北地域交集复杂的立场与心态。作为北京政权的边缘人,黄氏对北京政府固无多少认同感,对南方政权亦无多少向往与欣喜。战争造成了黄氏"归则无家,留则无食"的两难窘境,在多半时间里,忧心、恐怖占据其心。在黄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名为"以党治国",实则"以国殉党"。黄尊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在战乱与信息管控的年代里,报刊等现代舆情工具在提供讯息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乱与谣言,而个体则倾向于在亲友言谈和信函中求取真相。     

王夫之论唐后期宗室典兵

宗室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若宗室的权力无限扩大,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也会危及到政权的稳定。但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对宗室采取过度限制的办法,却是矫枉过正,不利于发挥宗室群体的积极作用,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安史之乱后,诸王遥领之制继续实行,这在制约宦官和藩镇方面作用不力。唐昭宗时期任用诸王典掌禁军,但宗室典军也未能挽救李唐王朝的危机。     

秦基层吏员经济状态分析

战国时期,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即使县廷中小吏,法律对其选任都有着严格而细密的规定。这些非世袭吏员,其权力、地位皆来自君主之授予,对专制君主有着强烈的依附关系。此外,君主还在经济上对有过失的吏员进行处罚,使吏员不得谨守慎微地为君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