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附近所見的西漢石雕藝術

(一) 有人認为我國的石雕藝術是隨着佛教的东來才兴起的;如果單憑南北朝、隋、唐的佛教造像的盛况來看,似乎也是事实。但自从殷墟考古中發現了精美的石虎、石鶚、石人等之後,不可否認,远在紀元前十二、三世紀,我國已經有     

四川早期佛教探源

中国的佛教一般认为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四川的佛教则是由汉中等地经广元传入,而最后终于大足。因为广元、乐山、大足等四川境内著名的佛教石刻造像均有源渊关系,并与北方的造像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四川的佛教石刻艺术除了此北传路线外,很可能存在着其它传入途径。其理由如下：首先,四川地区早期佛教石刻作品存在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佛教造像由北传入四川最早的目前所知为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千佛崖南朝造像以中段的“天成窟”造像为代表,其主像坐于宝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长目略呈矩形,鼻梁狭长…     

豫北地区景明年间佛教石刻造像初探

北朝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鼎盛时期 ,然而各个阶段的造像风格却不尽相同 ,景明年间河南豫北地区的石刻造像所表现出的瘦削型“秀骨清像”风格 ,对北魏晚期的佛教造像影响极大 ,为佛教造像全面实现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几件佛教石刻造像为例 ,对北魏景明年间豫北地区佛教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作以简要论述。     

河北磁县赵王庙隋代摩崖造像

磁县赵王庙摩崖造像是有明确纪年的隋代佛教造像遗迹,由于地处偏僻,过去鲜为人知。本文作者对赵王庙摩崖造像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并对造像题材、造像题记、造像风格等进行了初步探讨。赵王庙摩崖造像的发现,为研究隋代佛教信仰、佛教组织以及进一步研究邺下佛教和响堂山石窟又补充了新的资料。     

试论龙门与麦积山石窟造像艺术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从佛教造像艺术的渊源、中国化造像艺术的流布、历史文献资料等三方面,对麦积山与龙门石窟造像艺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两处石窟中造像样式非常一致,相互传播影响的关系很密切。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斯里兰卡掠影(一)简

2013年中秋,我应邀赴斯里兰卡出席亚洲第二届佛教文化节,参加其中的佛教造像与石窟艺术研讨会。     

陕西扶风馆藏北朝有铭佛教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陕西省扶风县历史悠久,素以“青铜器之乡”和“佛教圣地”享誉中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配合城乡基本建设,这里出土了百余件佛教造像和造像牌,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的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就扶风县博物馆珍藏的北朝时期部分佛教造像和造像碑做一介绍,     

佛教造像

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即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原佛教造像出现于东汉晚期(约公元700年),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失调,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性的一面。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教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外来佛教艺术阶段,这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浅析荥阳北周村东魏造像碑

北周村东魏造像碑是河南现存较为完整的佛道造像碑,碑体高大,雕刻内容丰富。该碑始造时应为佛教造像,后来因需要又将主尊释迦佛改刻成道教祖师形象,成为佛道造像碑,反映了当时道教利用佛教造像来宣传道教教义。本文从其雕刻内容和时代风格以及道教造像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北朝晚期嵩洛地区道教对佛教造像的改造和依附。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

通过对高句丽时期的各种佛教造像自身信息的分析,以及具有明确信息佛像与其他佛像的对比,尤其是通过与佛教相关知识的联系,对这些佛教造像进行了准确的辨析和认定,从而使我们对高句丽所崇拜和信奉的佛教造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北朝基层社会中的造像活动——以盂县地区为例

盂县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记中保留着不少地方佛教史料,学界对此关注较少.盂县交通便利,受到晋阳、平城等地的官方佛教影响,造像活动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造像记中记载的供养者有平民、僧尼、官员和女性等,在心态、造像活动等方面表现出自身信仰特质;义邑团体造像数目超过个人,成员以造像为中心布置道场、举行法会等宗教仪式,也发挥了义邑的社会...     

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北魏佛教造像整理简报

造像发现地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哨镇卢家沟村。2006、2012年,两次征集造像,共14件。2016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确认了历次出土佛教造像的具体位置。造像包括背屏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二佛并坐像以及若干块主题不明的背屏式造像、造像台座等,造像年代均为北魏。卢家沟集中出土佛教造像,并未发现寺庙遗迹,况且不少造像主尊头部缺失,可能是人为破坏。喀左地区此前仅出土一件背屏式石造像,卢家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北魏时期同类佛教造像及佛教在此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明代菩萨造像小考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强调"为形象以教人"。造像是佛教的一大特点,文章从佛教造像发展入手,对各菩萨的坐骑种类进行总结,并对山西省艺术博物馆内所藏的一尊名称存在争议的菩萨造像的形态进行描述,以其坐骑种类为切入点,通过假设与分析的方法,探讨这尊菩萨造像的身份。     

北朝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最初源头已不可考,据《山右石刻丛编》所录石刻造像及其碑记可以看出其形制与石窟造像形制相似,其所制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也是石窟造像流行的年代。可以推论,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是民间乡社自发开展的崇佛运动的产物。通过石刻造像的研究,可以探讨佛教思想在中国乡村传播的路径及其组织方式在乡村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东魏武定五年张显珍造一佛二菩萨像赏析

阳信地处山东北部的黄河三角洲腹地中心地带,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发展。近年来,阳信及周边地区多有发现南北朝时期该地区佛教信众出资供养的石雕或金铜造像,其中不乏曲阳系统的石雕造像。东魏武定五年张显珍造像具有典型的曲阳系统造像风格,对研究阳信乃至山东地区的佛教发展史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