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史学史教本》即将出版

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一书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教本》系统地揭示了从远古到解放后的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这本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学遗产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历史观点、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与历史文学几个方面进行概括。《中国史学史教本》努力探讨中国史学具有的民族特点。《教本》将中国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思潮辩证地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事件,评价史书和史家。在这本《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史学不再是被视为游离于社会之…     

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

本文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对两《汉书》之《五行志》的价值进行了探析 ,认为《五行志》的出现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 ,其在两汉灾害状况研究、两汉历史气候研究、两汉灾异思想研究 ,以及反映政府在灾害中的职能与民众灾后的恐惧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学界对其文献价值应予以相当的重视。     

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

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田余庆离散部落,是北魏道武帝拓跋开拓帝业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关于此事,史籍直接提及的只有三条材料,分见于《魏书》《贺讷传》、《高车传》和《官氏志》,都是简单带过,语焉不详。中外史家力求探明究竟,提...     

金代“窟忒忽达葛谋克印”考辨

官印的印文、印背印侧刻文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制度的第一手史料。从古文字学、文献学角度考释了《金代官印》一书182、183、206三方金代谋克印模,考证三方印印文都应是"窟忒忽达葛谋克印",更正以往学者的误认误读,并根据《金史》记载,确定该谋克的路属,补证了《金史》记载猛安谋克之数。     

多维历史视野与“立体式”著史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运用"多维度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著史的"极则"。探讨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20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     

试评三部历史文献学著作的学术倾向

在1988、89二年间,相继有三部《中国历史文献学》问世,标志着历史文献学研究已走向成熟.三书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历史文献学的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并代表着不同的学术倾向.王余光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明确标题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著作.全书共四编,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第一编,在“丰富的历史文献”标题之下,分别介绍了编年、典制、纪传、档案、方志等不同体裁的历史文献,各种不同语文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以及甲骨、金石、简牍、帛书等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史料价值,并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历史文献的兴盛发展同社会、文化、学术的关系.第二个层次,即第二至第四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文献整理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对历史文献整理的发展阶段、各时期、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成就,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书末附有研习历史文献学必需的检索工具书     

闵贞不在“扬州八怪”论

陈衡恪《中国绘画史》以闵贞列入“扬州八怪”,本文以文献学方法,从地域、时代、交游、文学修养等方面,对陈氏观点提出商榷。     

明代官修“大全”散论

《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与《永乐大典》(22877卷)同僎成于明朝永乐年间。虽然这三部大全,无论从卷帙上,还是内容上,都无法与堪称图书史上一绝的《永乐大典》相提并论,但它作为以“大全”形式出现的文献,在文献学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辨析

本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对《汉书·五行志》记载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之事进行了条缕、析辨 ,认为《汉书·五行志》此条雪灾记载为实 ,学界对此的否定不妥     

五代时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

五代时期的文化向不为史家所重,如欧阳修就在其所撰《新五代史·司天考》中明确说:“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宋人对前朝特有的一种偏见。五代时朝的文化自有其独具的历史特点,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不少方面,例如文学、史学等,都在战争频仍、政权迭起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其成就是不容忽视的。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历史文献学,由于冯道等的奏请校刻九经,并最终完成了这一空前     

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

钱大昕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亦有突出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史学家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补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王记录中国古代关于史家素养的论述,影响较大者,前有唐代刘知几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说,后有清代章学诚的德、才、学、识“史家四长”说。然而,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史书毕》中提出的“公心”与“直笔”二...     

西文之中国文献学初议

<正>一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其基础。"文献学"一词源于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又在《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     

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

《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cle of Fredegar)是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国家核心历史文献之一。该书第四卷中的诸多材料在墨洛温王朝史研究领域具有孤证性,因此,对该书史料信度的判断也就成为一大难题。德国史家布鲁诺·克鲁什等人认为,该书由多人编写,其文本信度相对较高。法国史家费迪南·洛特等人认为,该书编写者只有一人,对其文本信度的估计不宜太高。另外,法国史家马塞尔·博多对该编年史的信度持高度乐观的态度,并对之作出颇具"浪漫"色彩的释读。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可以看出,和中世纪西欧很多同类史书一样,《弗莱德加编年史》并不能算作完全的信史。不过,该书对于法兰克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别种”杂说

“别种”是我国古代史籍中常见而至今含义不明的一个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志》,后代史家也沿用不缀,只是无人解释它的真谛何在。近年来,在对东北古代民族族属源流的讨论中,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成为国内外一些民族史家一致关心的问题。本文利用“二十四史”民族传中的有关史料(计捡出六十余条,其中有十条行文简约,对照其它史籍亦无法辨明源流,暂不引用)为基础,综合考察一下古代史家心目中的“别种”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风雅翼》叙录

山东大学所藏明正统三年何景春刻《风雅翼》一书最为显著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它与宋元相关著名理学家及著述共同构成一个校雠学意义上的“家学”体系,针对中国文学,施行成体系的理学角度的渗透,以呼应理学势力在宋元时期的不断壮大的历史现实.而这一显著价值却并未得到《四库全书总目》应有的关注.《风雅翼》的文献学价值还表现为:其一,此...     

简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的学术价值

沈云龙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由他主持编纂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续编和三编系以汇集民国史料文献为主的大型丛书,呈现出极高的文献学价值,在中国丛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为民国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史学的伦理承担——沦陷时期陈垣着述中的“表微”机制

卢沟桥事变後，滞留于北平的史学家陈垣是士林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出处进退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象徵性。本文试图进入修辞的层面，细读陈垣沦陷时期的着作，关注的不是他处理的历史对象，而是史家自身的心事怀抱。从刻意倒填年月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到可以作政治史来读的“宗教三书”，再到“不徒考据而已”的《通监胡注表微》，这一时期陈垣的着作中都含有某种“表微”机制。所谓“表微”，即史家有感於当下的处境，援古证今。然其涉及的古事与今事，及与史家当时的心事未必能严丝合缝地勾连在一起。与其遵循陈垣在《通监胡注表微》中演示的读法，阐发其文字间的微言大义，不如将“表微”视为一种修辞策略，一套史法，解析这种表达装置的内部构造与动力机制。     

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

汉兴,重视文治,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刘向父子在长期的校书实践中,创造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文献的方法,第一次对现存文献作了著录,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书目—《七略》。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撰《汉书·艺文志》,更开了史书著录文献的先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汉代对文献的注释不拘一格,举凡故、训、章旬、注、笺、传等注释形式大部分都已出现,虽然这些注释形式各有不同,但以音训为主则是汉代注释的特点。郑玄长于注经,摒弃今古文门户之见,博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特有的注释风格,不论是训释还是校勘,都有显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注释不仅仅限于注释儒家经典,事实上,《楚辞》、《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已都有注释并且各具特色。本文即着重从上述诸方面,对刘向、班固、郑玄、高诱等人整理和注释文献成果的剖析,揭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确实已初具规模。本文是作者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的第二章。第一章论述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已在本刊1987年第四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