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交流

古蜀王国的兴衰更替以及和周边区域明的关系,在古代献记载中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王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明的灿烂辉煌。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繁荣昌盛的历史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明演进发展的根脉。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化六座早期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双鲟金带

成都市区西北的金沙村化遗址,2001年初出土大量金、玉、铜器。市考古队及时发掘整理,初步确定其时代为商末周初,衔接于三星堆化之后。这一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不亚于三星堆。2002年初,市考古研究所与北大考古博学院及时地将出土的58件精品,整理成书,予以公布。书名《金沙淘珍》,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二)简介

正《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二)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发行。本书16开本,正文310页,字数约46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16版,定价208元。本书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编著的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     

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的意义和魅力

无论是从考古学、历史学还是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金沙遗址考古发现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给了我们多方面的重要启示。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为我们了解古代蜀人繁荣兴旺的社会生活、绚丽多彩的精神观念,以及发达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艺术特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雕器物初识

震惊中外的成都金沙商周遗址于2001年2月8日在成都市西郊建筑工地施工中被发现,至今出土物已接近3000余件。其中最令人称奇的除了众多的金器、玉器、铜器外,还有一批雕刻精美、制作细腻的石雕器物。这类作品的发现不仅展示出了金沙遗址丰富多彩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为我国古代社会史、雕塑艺术史提供了一批崭新而又重要的实物材料。下面就这批材料做一些具体的介绍,并谈一谈对这些材料的初步认识。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文物抢救记

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介绍了该遗址的发现以及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各类文物,并说明这些珍贵文物应是商周时期蜀王的重器。因此,金沙遗址很可能是商周时期一处大型古蜀文化中心遗址。     

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说明玉料来源丰富,其种类与三星堆玉器相似,但也显示出一些差别,与其他地区出土玉器相比也各有特点。中对此作了分析探讨。     

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成都平原是介于四川盆地西部龙门山、邛崃山与东部龙泉山之间的一片冲积、洪积平原,面积约9500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海拔在400—750米之间,平原周围分布有小片的丘陵,从地形上看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河网密布,岷江、沱江自北向南贯穿成都平原,其宽敞的河谷地带为南来北往的古代民族迁徙、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的通道;该区域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很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并留下了许多化遗迹。     

金沙遗址出土凹刃玉凿形器初步研究

金沙遗址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它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衰落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又一古蜀国政治、经济、化的中心。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是一个最为显的特征。这些玉器磨制精细、器形繁多：有玉琮、玉壁、凹刃玉凿形器、玉斧、玉钺、玉戈、玉凿、玉矛、玉人面、玉镯、玉贝及大量磨制过的“玉石器半成品”。这对研究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流程及制玉工具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

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区孢粉分析方法复原古植被特征,同时结合遗址区广汉亚粘土层古土壤的地球化学行为分析结果得出,金沙遗址文化期内气候总体上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湿润气候, 并有温暖湿润与温暖干旱气候交替现象发生。     

成都市西郊金沙村龙山时代遗址试掘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的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五组 ,其南紧邻金沙汽车站和清江公路 ,西靠青羊大道 ,遗址南距清水河2 0 0 0米。 (图一 ) 1 999年 6月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房地产开发基建项目 ,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图一　成都市金沙遗址示意图发掘。在市郊西部首次发现了龙山时代的文化堆积 ,面积 30 0余平方米 ,仅分布于金沙遗址的西北部。本次工作共布 5× 5米探方3个 (编号 99ＣＪＱＴ0 30 5、Ｔ0 4 0 4、Ｔ0 4 0 5) ,发掘面积 75平方米 ,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物。现将此次工作主要收获简报如下。一、地层…     

成都市金沙村唐墓发掘简报

2005年3月,成都成房置业有限公司在成都市西郊金沙村修建天韵金沙商住小区。该小区东邻青羊大道,南距成温公路约500米,北与金沙遗址博物馆相接(图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该工地进行文     

A Study on the Whetstone-as-Funerary-Object Practice at the Jinsha Site,Chengdu

Whetstone-as-funerary-object was a common practice seen in tombs at the Jinsha site. Commonly found in the tombs at the Jinsha site, whetstones could have been a signifier of professional soldiers or violence groups in the ancient Shu culture, thus a product of the stratified ancient Shu society. Whetstones have been largely discovered in boat-coffin burials. The practice took form no later tha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went on the decline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came to an en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burial custom in question refl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Jinsha as the central settlement area, and is a likely result of the two major transitions the ancient Shu society underwent over the period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ancient Shu society experienced regime changes and went under the reign of reshuffling rulers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s a result, the emerging ruling elite abandoned the old whetstone-as-funerary-object practice, and embraced the new world.     

成都市郫县三观村遗址发掘简报

三观村遗址是一处以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宝墩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墓葬、房址、卵石堆等,出土了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属宝墩文化一期。十二桥文化遗存有灰坑、灰沟、窑址、灶、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小平底罐、敛口罐、矮领罐、簋、瓮、尖底杯、尖底盏为主,属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     

成都下东大街遗址明代早期遗存发掘简报

2008年4～6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成都下东大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西汉至明清时期的道路、砖墙、水井、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陶器、瓷器、钱币等遗物,其中包括一批较丰富的明代早期遗存,以景德镇窑瓷器为主,数量多、釉色品种丰富,且不少产品的制作工艺亦属上乘,同时伴出的遗物还包括一些龙泉窑青釉产品,表明当时成都市井百姓的日常用瓷已大量充斥着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外来产品。初步判断,瓷器的年代约相当于明初洪武、永乐、宣德时期,下限可能至正统、景泰、天顺时期。     

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研究札记

金沙村所出礼器同时也是用以进行宗教活动的法器，商周时期成都平原“政教不分”的宗法制统治秩序业已形成，金沙村遗址具有典型的政教不分化特质。在今成都市西郊形成了以金沙村——黄忠村为轴心的颇具特色的聚落体系，以两为核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是同一化内的两个中心间的转移，内在动力是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和对更为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这种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     

人种学及古DNA分析在成都金沙遗址及相关诸遗存研究中的应用

人种学与古DNA分析 ,是体质人类学范畴中的重要研究方法 ,将它们互相印证 ,为考古学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介绍了这两种方法在成都金沙遗址及相关诸遗存研究中的应用。     

金沙遗址强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地点发掘简报

成都市金沙遗址强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地点(以下简称强毅地点)位于成都西二环路以外,羊西线以北,地处金牛区金牛乡土桥村一、三组(北纬30°43'24″,东经104°00'47″),东距老成灌路110米,西距信息园西路100米,南部紧邻托普路(图一)。2006年9月,为了配合强毅地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