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藏明代永宣时期银锭研究——兼论明初云南银矿的开采与管理

在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银锭中有八枚银锭值得关注。这八枚银锭均是1957年在北京右安门外明代墓葬内出土,墓主为成化年间贵戚万贵及其妻王氏。考古发掘报告记载：该墓棺内随葬有金、银、玉、瓷等器物,在棺内一端放置着银壶、银洗盘、银脸盆及银锭八枚。     

吴简所见吴国前期民屯——兼论魏吴民屯的区别

吴国前期民屯实行冠以地名的都尉和州郡县四级体制,都尉屯田听命于孙权,州郡县司屯曹分别主持州郡县屯田,和地方行政合而为一,各级民屯收入由县级政府徵收。民屯劳动者的称谓很多,不下三十来种,由山越和蛮夷等少数民族人民、官府依附民、宫奴婢、诸吏及其伙处父兄子弟、罪犯、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等组成。屯的规模有大有小,有的和居民点混杂一起,也有不设屯的可能,其共有特点是耕种限田,缴纳定额租,亩徵限米二斛,剥削率超过三分之二。故民屯者只有再租佃国有土地,承受近50％的剥削才能维持生计。这些显然是与魏国民屯最大的区别。     

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

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郑振满前人论及明代的政治体制,往往片面强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而忽视地方行政的实际效能及其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明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趋于萎缩,因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     

明宝庆公主墓葬的清理及明代公主墓葬制度分析——兼释赵伯容墓志

2008年9月,南京三山之原发现明太祖朱元璋最幼女宝庆公主墓葬.该墓为前后砖室券顶结构,墓前有绿釉琉璃构件,为研究明代公主墓葬制度提供了新的例证.墓葬遭破坏,仅存墓志,记载了宝庆公主的生平.另于发掘中征集到驸马赵辉之孙赵伯容墓志,为研究赵氏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

通惠河是元代修建用于连接张家湾与大都的漕运通道,在明永乐重建北京城后,因水源问题遭到废弃,从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不得不改用陆路运送。鉴于陆路运输存在诸多弊端,朝廷中屡有疏浚通惠河的呼声和行动,但直到嘉靖初年,通惠河才得以彻底疏通并维持长期运行。围绕通惠河疏浚争议的背后牵涉到朝廷内部以及朝廷与地方势力的角逐,这种类型的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安徽枞阳出土的明代铁云版——兼论云版的功能和时代特征

<正>1996年11月,在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渡江路二里岗兴建中石化加油站建房挖基时,发现墓葬一座。枞阳县文物工作者闻讯赶往现场,对已经被破坏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铁云版(见图1)、砖刻墓志(见图2)各一件。据墓志铭载:该墓的年代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云版,又称云板韵版云牌,俗称点。为一块     

明代滇抚赞理军务兼衔与夺考——兼论云南军政结构的演化

明代云南巡抚所兼赞理军务一职的与夺背后,是巡抚与沐氏总兵之间复杂的权力消长关系。明代中期,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巡抚的军政职权以遏制勋贵世镇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长期不授予巡抚赞理军务的兼衔,以凸显沐氏总兵的特殊地位。至嘉靖朝,沐氏多名子孙冲龄莅政,世镇体制出现危机,于是朝廷正式加滇抚赞理军务衔以稳定边陲。此后因黔国公争权,巡抚建制又有所反复。但相较贵族世袭,官僚体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巡抚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黔国公的军政职能,沐氏世镇反而日趋瘫痪,仅作为一种皇权的象征而维持。     

论人口志的编撰:以广东省为例——兼论地方志编修传统

现在地方志编修工作中存在着编修传统日益模糊的现象,重塑方志编修传统已经非常必要。以《广东省志·人口志》为例,指出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地方志编撰者应注意交代编志过程中所征引的资料来源。对于难以弄清楚的问题,编者在如实收录地方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将问题提出来,供后人探索。随着历史人口研究成果的日益积累,可以将人口志做成数字化的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走马楼吴简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整理与研究——兼论孙吴吏、民分籍及在籍人口

孙吴嘉禾四年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是根据保质的需要而制作的名籍,仅记录了州、军吏家户男性成员的相关情况。以州、军吏家户男性成员为质任,并强制他们任给吏或随本主服役,既加强了对州、军吏的控制,又有助于保持役力来源的稳定。这类举措导致诸吏逐渐具有身份性,促进了"吏户""士家"的形成。这是三国在籍人口减少而征役日益繁剧的结果。从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与户口籍簿的关系来看,州吏不仅来自编户民,也有来自遗脱者。虽然孙吴经常对诸吏的叛走、物故、疾病等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并制作了专门的簿书,从而使孙吴吏、兵、民的分类统计成为可能,但是,这类名籍与户籍有很大的交集,当时并不存在分别完整登录吏户、士家、一般民众家户的户籍,即吏、兵与民并未分别列籍。孙吴吏、兵人数也并未全部包含在全国户口总数之内。     

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

在贵州安顺屯堡地区,人们大多以明初屯军后裔自居,始于徽州、随后移入贵州的正月十八抬汪公的古风犹存,对汪公的信仰远远超过了祖先崇拜的范畴,汪公成为屯堡的保护神。本文在对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作为探究文化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文化在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架起了沟通之桥,不仅参与了移民社会的建构,而且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延续至今。     

李士达的绘画艺术——兼论晚明文人画的世俗化与怪异倾向

引言 中国文人画发展到晚明时期,开始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文人画的世俗化倾向;二是追求一种怪异的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吴门画派晚期描绘市俗生活的题材显著增加,还是李士达、董其昌、丁云鹏、吴彬直至陈洪绶等人在山水、人物造型上的变形追求,都体现出晚明文人画的特有色彩。然而,文人画为什么会步入这种境地,这一变化过程又是如何形成的?作为这两种画风的集中体现者,李士达无疑具有一定说明     

南京地区明代功臣贵族墓出土洪武瓷刍论——兼论出土的其它瓷器

南京地区分布有明初功臣墓及其后代墓葬区,出土了不少重要洪武瓷.研究表明,家族墓中出土瓷器的品种与墓主的经历有关,贵族墓的瓷质随葬品种类依时间从梅瓶变化至罐,明代早期龙泉窑和磁州窑在全国瓷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贵族墓出土的瓷器一般都是民窑器.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

鸠兹是见诸先秦文献的吴国最早的城。吴国地名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人对吴人语言的文字记录,只可音训而不可义解,鸠兹古音与句吴相同;吴国没有完善的职官体系和行政建制,吴国的城只有都而没有邑;鸠兹扼西伐荆楚、东控於越的中江水道之要冲,周边的汤家山西周墓为吴国王陵,附近的大工山铜矿为吴国的经济命脉。通过与古代都城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鸠兹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吴国都城。     

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兼论避暑山庄兴建的社会条件

避暑山庄创建于18世纪初,最后完工于18世纪末。山应兴建近百年,历经康、雍、乾三朝,这个时期,清朝政府不仅完成了统一边疆大业,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而且在经营、开发边疆过程中,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关系。在清代开发祖国边疆过程中,以长城边外的开发最早,而山庄的兴建几乎与边疆开发同时起步,同时发展。康乾时代出现的人口北迁高潮及北疆初具规模的开发成就,这些都为山庄的兴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本文将以这一时期内地流民北移.清政府对策以及边外地区土地开发与农业生产发展对避暑山庄兴建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与研究。     

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

民元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四天与逊清皇室往还。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他们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

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     

鲸鱼非“鱼”——兼谈古人对鲸鱼的认识

鲸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也是海洋中最大的哺乳动物。鲸主要分为须鲸和齿鲸两大类,但是它却不属于鱼类。我国古人对鲸鱼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中,而官方修纂的正史和地方志对其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古人根据鲸鱼的外形误将其归入到鱼类和鳞介之下。我国古人对鲸鱼的认识经历了一番曲折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古人对鲸鱼名称多样化的认识,也包括对鲸鱼特征和习性的了解,还包括对鲸鱼出没和搁浅原因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