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

<正>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展开论述,"柳田民俗学"成为一种定格,而对柳田国男以外的民俗发展动向、活动以及对民俗的认识却未能给子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日本当代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在合理评价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影响的同时,试图摆脱既有民俗学史的窠臼,把握日本民俗学史的整体性。     

1958年：战后日本民俗学转折的胎动

本文注目于1958年4月日本民俗学的两个大事件：即（1）由大间知笃三、冈正雄、樱田胜德、关敬吾、最上孝敬等编辑的《日本民俗学大系》（全13卷）开始出版;（2）东京教育大学和成城大学分别开设民俗学专业,开始招生。通过对其内容、人物关系以及背景的分析,揭示日本民俗学迎来柳田国男指导下作为近代学术确立以来的重大转折时期的具体状况。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围绕“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三元论体系基础上的日本民俗理论的建构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日本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民俗学面临着研究对象消失的危机和如何应对变化进行学科自身调整的迷惑。柳田国男离世后,人们对柳田思想在继承的同时开始进行反思和重新解读。对于柳田确立的＂日常态-非日常态＂的分析概念,波平惠美子于1972年首先提出了第三元素的＂污秽.晦气＂（KEGARE）概念,之后引发了和樱井德太郎之间的＂波平.樱井之争＂。论文将围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出现的这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对该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考察其在民俗学史上的定位和意义所在。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民俗学在国际与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话福田亚细男

福田亚细男先生,前日本民俗学会会长,历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新潟大学教授、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等职,现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先生是日本"二十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所提出的"地域民俗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先生组织的中国调查项目历时二十年,对于中日民俗学人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研究员在日访学期间,于2010年9月3日对福田亚细男先生进行专访,旨在加深两国民俗学界的相互理解,本刊特配发福田先生的新作以飨读者。今后,还将不定期刊载对海外民俗学名家的学术专访,敬请留意。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

前言:民俗学的定义 今天的话题,应该从澄清民俗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开始。对一门学问下定义,多少有点冒险。但即便是面对很小的问题,我们也时不时会感到有必要明确地意识到其问题所属的学问领域的属性。我们今天将要谈到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给民俗学下一个定义:“民俗学乃是系统地研究和揭示民众之生活文化的传统形态的一门学问。”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特别崭新的定义,它只是大体上勾勒出了围绕着民俗学的常识性的印象而已。这个定义并无多少新意,也许倒可能被批评为有点陈旧。     

钟敬文先生的学问——通往世界民俗学的桥梁

我对钟敬文这个名字的仰慕,是从在翻看《民俗学》杂志,拜读先生《中国民谭型式》一文的时候开始的。说起来,这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觉得中国民俗学的成果越洋过海被日本的杂志登载,是很新鲜的事。而且这时的中国已在民间故事研究上达到如此的程度,对此我是很有感触。而此时,在日本即昭和八年(1933)柳田国男先生的《桃太郎的诞生》问世,这也就是说,日本用民俗学方法进行民间故事研究的道路也刚刚开始。     

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

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时间导向经历了"过去"(遗留物)向"当下"(生活文化)的转变,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其实中国民俗学一直是"未来"导向的,就像中国的现代学术的总体时间意识是面向未来的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学术生产都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民俗学不是在这个大局之外,而是恰恰一直在这个大局之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宿命,继而要把宿命转化为使命,通过学术自觉成全民俗学学科在时间意识上的完整性。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心意与学问——在乡愁与大都市梦想之“前”的实践民俗学

发源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原则,不同于陌生人原则,前者是理论民俗学的认识对象,后者是实践民俗学的思想对象。熟人原则是主体归纳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的经验现象而客观地抽象的实用性、经验性知识(包括肯定性命题和否定性命题);陌生人原则是自由主体先于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的经验现象而主观地所与的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道德理由即道德原则的先验知识(肯定性命题)。熟人原则也可以被用作实践的准先验原则,即经验性理论知识作为准先验知识的非道德性、实用性实践使用,由此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心意"(柳田国男)民俗,即基于经验性知识-准先验原则的实用性心意民俗,以及出于先验知识-先验原则的道德性心意民俗。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民俗的表演性:表演理论、活态传承与公共文化实践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便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山海经》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

《山海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古典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门学科文化考古的兴起,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那些“怪”“放”,更都成为文化探秘的瑰宝。在此,本文仅拟就其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作些考察和论析。     

缺失的理论

由于对民俗学政治性的关注,196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开始将民俗学书写看作是一种文类,指向民俗学的文本批评和政治立场批评。不仅知识生产碎片化,批评也日益碎片化且失去有效性,批评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同时失去了理论关怀。对民俗资料的阐释与分析仅仅沦为素材,对评论的评论反倒成为关注的中心。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内部发生文学转向的结果。"理论"是一种有关世界的表述类型,它有以下独特属性:即有趣性、可信性、概括性、可验性。理论应该根植于对导向性主题的审查,而非根植于对民俗学者自己的审查。民俗学者应该从文化批评的迷思中走出去,直面对民俗学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构建力量。     

日本都市民俗

一、都市化和民俗 研究领域的变化 以前民俗学是从村落社会中探求对象.这是因为民俗学是以方法论为主来寻求近代以前的百姓生活,其目的是搞清楚日本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因此,有必要选择远离中央、近代影响较小的社会做为研究对象.另外,正如柳田国男在《远野物语》这本书中所叙述的"这是眼前的事情","本书是现在的事实"那样,做为轻视大多数日本人生活的以中央为中心的历史学的反对,和为了解与过去连续的现在,做为探求现在中的过去的所谓现在学的历史认识逐渐深入.但是今天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民俗学的调查本身也不是以现实的村落生活为对象,而变为调查自古以来能够听到的范围内的过去的生活.民俗学再构成的村落,已不能说是《远野物语》中的那种存在了.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宗喀巴的传说与民俗

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氏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传说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尽管后来他对这句话做了修正,但是仍然有相当的正确性。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人物和风物传说的事实诠释例证了这句话。我想用西藏高僧宗喀巴大师的传说以及有关有民俗来说明柳田氏的论点。     

隐居民俗与孝道——兼谈公共民俗学

居住民俗研究将居住空间的习惯性使用、建筑形式、建筑过程中的民俗仪式和禁忌、隐居行为等都包括在关注视野之中。而隐居与孝道关系密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家族制度和民俗行为的继承与变迁,隐居民俗各种形态的形成与变容也显示出今日社会老人生活形态和观念之变化。对隐居民俗的调查研究及各学科对研究应用的回顾,表明21世纪的民俗学应更加关注学术为社会服务,强化"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