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用佛道有关文献考析"闭门造车"词语之原意

"闭门造车"从古人创造这一词汇开始,至今有多种解释和含义,而且已成了贬意词,如1995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精编成语词典》和1987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均把"闭门造车"解释为:"原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     

"杀人越货"和"夏鼎"——答罗琨先生

《考古》2006年第9期发表了罗琨先生《利簋"岁鼎"析疑》一文(下简称"罗文"),针对我与何炳棣先生合写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一文对利簋的解释,提出批评。罗文首先从分析"岁"字入手,指出甲骨     

"灋丘"即"废丘"辩证

我们在<三年大将吏弩机考>一文中将弩机望山和悬刀上所刻的秦系文字"灋丘"解释为"废丘",是战国秦所设置的县名.王琳先生在<中原文物>2007年5期以<有关"三年大将吏弩机考"的灋丘问题>为题,提出不同见解,这种勇于探讨的精神可嘉.可是,王先生说"将灋丘释为废丘,在音韵学上是难以成立的",并认为"灋丘"是人名,即姓法名丘,进而说"其人很可能是齐人法章的后裔",对于王先生这些说法我们不敢苟同.     

"围剿"期间蒋介石和陈诚关系之怪现状

1930年代,蒋介石展开对中共苏维埃区域的数次"围剿",作为蒋介石信任的爱将,陈诚在"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一生,用人无数,有始有终者,首推陈诚.蒋介石对陈诚的期待、信任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围剿"期间,蒋、陈之间互动尤多,其间透露出的蒋、陈间介乎君臣师友之复杂关系,集团利益下的离经叛道,细加观察,颇有意味.     

也说"持其踵"

<文献>2007年第1期载有<(战国策·赵策)札记两则>一文,其中关于"持其踵"一则认为"踵"不是通常解释的"足踵"(或日脚后跟),而是所谓"车踵".还认为帛书本作"攀其踵"比"持其踵"义长且"更为传神",云云.     

"绿"与"绿"

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化融合交汇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同形词.在这些同形词中必然存在异义词.本文所讨论的"绿"字,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同时存在,其基本义相近,引申又有所不同.本文将从"绿"的基本义和引申义的解释和分析出发,试比较"绿"在现代中日两国语言中异同.     

新见楚器铭文中的"竞之定"及相关问题

2006年底,在澳门惊现了一批由中国内地盗出的楚式青铜器,《文物》2008年第1期、《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均发表了有关这批青铜器及铭文的考证、考释文章。本文认为这批铜器极为重要,其上铭文和过去已见的"救秦戎"钟上铭文可互为印证,并通过对读认为铭文中的"竞之定"为人名,器物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晚段,所见楚王酓(熊)恘可能为战国早期的楚悼王酓(熊)疑。墓葬并非楚王墓,墓主所使用的应是上卿之葬制。     

关于"水排"复原之再探

拙作"古代科学发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及其复原"一文,是在"文物"1959年第5期上发表的,这里面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立轮式"水排"的复原;(二)卧轮式"水排"的复原;(三)王桢"农书"所载卧轮式"水排"图的复原.在本刊同年第7期上,看到了杨宽先生的"关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讨论"一文.杨先生有关"水排"复原问题的一些意见,有的地方,直接有助于"水排"复原的研究;也有的地方,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对复原"水排"的研究来说是有益的.在看了杨先生的文章之后,我愿就"水排"复原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作为前文的补充和修正.我在前文所提出的关于王桢"农书"所载"水排"图的复原设计,看来还是可以成为定论的.所绘制的立轮式"水排"示意图,其中的"偃木",我将它横立在"直木"的上边:杨先生认为"偃木"应竖装在     

"文革"中的李可染

丹江口干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作为"反动权威"关进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的还有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党政领导、系主任、教授和个别的学生。那一年,李可染59岁,正是他的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那个年龄。     

张荫桓之死

正在人们的记忆中,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殊不知"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捐躯者不应被遗忘,虽说他遇害不在菜市口,遇害时间也比"六君子"晚了近两年,但他也是因那场变法而获罪,也是面对砍头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成为因变法而殉难的第七位君子。这位值得后人称颂的维新志士,就是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     

公元前1920年的溃决洪水支持中国传说大洪水和夏朝的真实性

<正>根据中国传统的编年史，对一场大洪水的成功治理导致了夏朝的建立和文明的开始。然而，这场洪水和夏朝的历史真实性存在争议。现在，我们重建了公元前1920年黄河上的一场由地震引发的堰塞湖溃决洪水。它是全新世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洪水之一，可以解释传说中的中国大洪水。这一发现将夏朝的起始年代确定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比传统的年代晚了几百年。这一年代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的年代一致，     

楚都丹阳"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从文献、族源、考古、地理等四个方面对楚都丹阳"丹淅说"和"枝江说"进行对比研究,然后综合起来考察.总的来说丹淅说优于枝江说,枝江说的文献依据较晚,在考古和族源方面完全得不到支持,在地理上也难以解释.但丹淅说也不圆满,存在很大的漏洞.丹淅说如要真正成立,还需要对枝江说方面的驳难作出认真的回应.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周凯《厦门志》"台运略"辨误

"台运"是清代台湾米谷供输福建的一种形式..《厦门志》是记载台运最详细、最常被引用的书之一,但可能由于编撰者错误解读史料造成该书在起始时间、改折时间及开港时间的记述上存在错误,这些错误给学术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对之进行校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完颜阿骨打，灭北宋之手

北宋真是多灾多难。公元1068年,开封皇宫里的大臣们满怀激情,吵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架:"王安石变法"这个项目,到底要不要上?宋神宗拍板:上!我就指望它富国强民,一举收复辽国抢走的"幽云十六州"。     

三星堆一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研究的成果,从文化、考古、艺术的综合视角,分析解释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形塑像,是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尸"的再现.他们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即受祭者--"尸"的肖像,他们被作为活的个体,与神沟通,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蜀王的化身,主祭对象为神和先祖.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礼乐文明碰撞、融合.     

"共产风"之后的特殊"期票"

1961年,中国人民银行以各省分行的名义曾发行过一套期票。期票对现代人来说不知是何物,连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难说清期票发行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发行期票,还要追寻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全国上下掀起的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办农业、粮食亩产要超万斤;大炼钢铁,全国钢铁产量要达××千万吨。办集体食堂,提前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浮夸,加之国家连续三年的欠收,农村大部地区生计发生困难,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O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90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