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

近年来,由于受到瘟疫流行的影响,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探讨,为历史研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在探讨西欧发生的瘟疫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以及继后的几次黑死病上。①以黑死病作为瘟疫研究的对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瘟疫像它那样对欧洲影响至深,引起人们那么多的猜测和争论。关于欧洲黑死病的探讨在国内学界刚刚起步,但是西方学界对黑死病一直在进行深入的研究。那场黑死病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关于它的论著至今仍不断出现,新的观点和争论也层出不穷。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争…     

论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之影响

黑死病的肆虐对英国人口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348~1349年,黑死病迅速席卷英格兰,夺去了30%~40%的人口;更严重的是,此后的人口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而这主要是瘟疫频繁爆发的结果。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黑死病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传播及其影响

马穆鲁克王朝延续267年,而黑死病肆虐长达60年。基于伊斯兰教,当时的阿拉伯人认为,瘟疫是真主对人类的考验,应以宗教虔诚坦然面对。因此,在黑死病广泛流行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并未发生同一时期欧洲爆发黑死病期间的鞭笞者运动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黑死病造成马穆鲁克王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尤其使马穆鲁克军队遭受重创,进而导致马穆鲁克王朝的土地政策、货币和贸易政策、社会公共政策、政教关系、乌勒玛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变化,边远地区则出现村民从农耕回归游牧的倾向。在黑死病持续肆虐下,马穆鲁克王朝在相对稳定中逐渐走向全面衰落,最终为奥斯曼帝国所灭亡。     

瘟疫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

"瘟疫何以肆虐"的问题,既与环境史相关,亦与医疗社会史不可分,但并不能用其中任何一者涵盖之;由此,我们提出"医疗环境史"的概念,以黑死病为个案,围绕瘟疫本身进行环境分析。在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中,传染源普遍存在,鼠、蚤、人紧密共存,便于瘟疫的传播;交通运输的便利,利于瘟疫的跨聚落和跨地区流传;落后的医疗防治水平不能阻止瘟疫的肆虐,甚至会因不合理的举措而适得其反。上述病发、流传和应对环境还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而导致瘟疫肆虐程度之不同。     

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黑死病在14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流行特点与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瘟疫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这两者还相互联系,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对瘟疫的传播形成影响。但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还是聚落社会环境,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亦可随着聚落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浅析大瘟疫对社会的影响——以中世纪西欧黑死病为例

瘟疫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未能彻底遏制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发生于14世纪的黑死病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及其致命的瘟疫,它在整个欧洲广泛传播,并影响到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有消极点,亦有积极点.本文意图浅析这一重大事件,以期通过历史角度为当今社会应对疫情及预测提供部分参考.     

社群主义与公共健康伦理——评喻文德博士《公共健康伦理研究》

正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人类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传染性疾病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古希腊的一场瘟疫。那场瘟疫从亚洲传来,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害死了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此后的黑死病、天花病、麻风病等同样让人闻风丧胆,带来的灾难令人不堪回首。至今传染性疾病仍在全球死亡病因中的居于首位。2003年的SARS危机引起了     

“丝绸之路”中亚区段族群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关于中亚细密画的历史研讨

中亚细密画是人类文明宝库的珍贵遗产。中亚之域地缘位置独特、众多族群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汇。这里既是人类社会诸多文化现象的发源地,也是世界古代文明成果的荟萃处和交流中心。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带来了诸多文化,在广袤的中亚大地上碰撞、渗透和传播。中亚细密画在本土发展进程中,吸纳、融合了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等元素,是多元文明交融的结晶,不仅体现工匠、艺人精湛的技艺,而且彰显了各时代中亚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交往与融会贯通。     

研究视角与史料--"查士丁尼瘟疫"研究

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判断。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注意,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大多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     

1348年黑死病的起源及传播

黑死病是中世纪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也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仅从1348年到1353年5年时间,就把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探寻黑死病的起源及其传播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     

浙江古代刻书的优良传统

浙江历史悠久,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早在唐代穆宗时期就已有图书出版了。唐著名诗人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有言：“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诗,卖于市肆中也。”王先生认为“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因而断定“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版矣。”文人著述就更早,汉代的传世就有好几部,如,据史书记载,     

瘟疫余孽

黑死病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20年来,染上瘟疫而致死者多达5000人,每年都有一二百例上报有关部门。2013年,黑死病仍赖在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的反扑病榜单上。“我们不可能遭遇大爆发。但它在啮齿类动物群体中为祸不浅。”CDCT作人员肯·盖奇说。     

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①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②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

正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在这之中,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     

公共善在公共健康领域的伦理叙事——评《公共健康伦理探究》一书

正2014年"埃博拉"恶性传染病在非洲大陆肆虐时,远在亚洲、美洲等地的"我"总觉得离"我"很遥远而漠不关心;2003年"非典"疫情的恐慌场景"我"早已模糊,因为与作为幸存者的"我"已经无关紧要;至于14世纪那场由"黑死病"导致全世界大约7500多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则似乎更是成为了"我"的记忆     

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

根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结合汉籍文献记载,考辨了9—10世纪自地中海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路线。中亚到中国的道路起于呼罗珊的木鹿,中亚地区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扎敏、怛逻斯和碎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花剌子模是中亚与东南欧及北欧贸易的中心及货物集散地。     

论黑死病期间的英国教会

在教会看来,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故而对之主要的防治也应该以忏悔为主.这些对策的确没有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但这是当时科学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教会所能采取的最好选择,并且,对这种解释迅速的传达和有关措施周密的布置本身就证明了教会面对瘟疫的积极态度,对社会的稳定也不无裨益.另外,教会还积极的进行临终抚慰、开辟墓地等稳定社会秩序的活动.尽管有一些教职人员的确有腐败的行为,但对此我们必须辨证地看待,因为他们相当多数并非原来教会的成员,而是在原有教士大量死亡之际紧急补充进来的人员.     

在新疆出土的蒙元帝国钱币

自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于公元1218—1221年征服中亚以后,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成吉思汗向西扩张虽带来了战争和破坏,但在东西方经济、化交流上有深远的影响。他将这些地方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统治。长子术赤分有南俄钦差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同时还包括花刺子模一带,     

李克强,繁忙的120小时

助推中国装备走出去,营造安全周边环境从中国出发,一路向西,到达秀丽的中东欧,再折回辽阔的中亚,正好在地图上形成两段漂亮的弧线。如果放在更大的地理范围里观察,这两段弧线恰巧勾勒出一个走廊的形状。走廊这头,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走廊那端,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欧盟。11月25日至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徐畅《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简评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①(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在既往学界忽视、论述不够的问题上,在整体勾勒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历史的同时,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当地战争、灾荒与瘟疫下民众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