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乡约治理蝗灾职能研究

自宋至清朝以来,乡约的防灾和救灾职能就一直存在,其救灾职能是由宋明乡约的互助职能演变而来。宋代乡约要求同约者互助,明朝乡约已经参与官府的救济工作,官府救济的对象由乡约来确定。及至清代,乡约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在防灾和救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以说渗透到救灾和防灾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下的乡村社会,乡约和官府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之中。这种互动,使得官府在面对自然灾害对所辖地区的民众既有经济方面资源的倾斜(如提供粮食等),也有政治方面维护所辖地区的稳定(如出动军队抗灾),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20世纪以来的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并对将来的研究试作展望。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多种称谓,如“乡村区划”、“乡村行政组织”、“乡村制度”、“基层政权组织”等,为避免繁复,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宋代乡村组织研究》读后

宋代乡村组织,是深入理解宋代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宋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宋代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探讨这把“钥匙”就具有了特别鲜明的学术意义。谭景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成了47万字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一书,于2010年4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付梓。通读之后,感觉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社会组织赋能乡村史志——从《口述铁心》说起

<正>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整体呈现出式微态势,乡村的价值特别是乡村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正逐步被“现代文明”所替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振兴”的总要求,既正面回应了乡村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行为的质量提升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而农户参与是乡村旅游的关键内生动力。我国政策导向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使得农户参与旅游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方向,由此拉动了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然而目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行为的质量低下,存在团结程度低、原有农业生计受到冲击、参与度不均衡等问题,不利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采取政府牵头成立合作组织,倡导团队合作;发挥精英示范作用,对农户进行培训;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保障农户参与开发的权益等措施提升农户参与乡村旅游行为的质量,对于推动农户进一步深入高效参与乡村旅游,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落体系的割裂导致“弧岛化”

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奉行“规划先行”的方针。然而,传统乡村属于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类型,这类遗产本身是包含有人、人们行为过程、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以及人们行为的产物在内的不断变化的特殊遗产。乡村文化景观类遗产也不同于城镇文化景观类遗产,乡村在社会结构上、经济形态上和文化生态上都与城镇不同。     

乡村景观识别性浅析

梳理了“乡村景观识别性”的发展历程、构成要素及研究方法;浅析对比了“乡村景观”“乡土景观”“识别性”“可识别性”等概念差异;归纳总结景观识别性在乡村的保护、规划与发展中的理论内涵与技术方法。     

基于心理账户的乡村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演化与促进研究

地方居民是开展和组织乡村旅游活动的核心参与者，促进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有重要意义。考虑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外部性特征，文章在相关研究基础上运用心理账户理论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心理账户客观存在于居民环境行为决策过程中，且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与演化有重要影响。其次，居民的环境行为决策演化既受行为成本、环境契合度、惩罚力度等期望收益相关因素影响，又受效价参照、风险偏好、决策影响系数等有限理性相关因素影响，且仅当乡村旅游地居民进行环境责任行为与对立行为的价值感知收益偏差呈同化正向收敛时，环境责任行为才会成为居民的稳定策略选择。最后，根据博弈结果和数值仿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的促进提供措施建议与理论支持。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我国乡村居民居住方式的历史变迁

人类在产生之初主要是依靠天然洞穴作为防风御寒的栖息之所 ,秦以降乡村住所形制主要是土木结构的建筑物 ,民国时期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 30年乡村居住形式变化不大 ,其形式大致为草房、瓦房、石板房、平顶房等。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乡村居住形式发生了巨变 :房屋由草木结构向砖瓦结构再向钢筋水泥结构发展 ;居民点由集中向分散发展 ,单家独院日益增多 ;农民在市郊购房、城镇建房的数量日渐增多 ;一些富村或乡镇企业对一些弱村穷村进行兼并 ;室内家具由传统式向新式、现代组合式发展 ;一场不甚起眼但又与居住形式密切相关的“厕所革命”在广大乡村悄然兴起。当前乡村族居方式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乡村住房、市郊农村私房买卖、村庄兼并、农村房屋建筑、乡村聚居环境等均须实行规范化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构成要素与实践进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是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兼具“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二重属性。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是围绕乡村振兴,通过政治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文化引领等方式带动农村各方面建设,以坚定引领方向,强化政治功能;优化引领能力,提升组织力;创新引领理念,塑造包容多元文化;巩固引领地位,夯实制度基础为重点构建彰显时代特色、体现基层特点的新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格局。     

外国人目睹之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制造的一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在这次事件期间,曾有20余住外国人士留守南京,并组织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南京分会等团体。这些外国人士在保护和救济南京难民的同时,耳闻目睹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将他们所知的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逐日记载下来,并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和平解放前夕新疆的进步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疆 ,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在内地战场上 ,穷于应付 ,逐渐没有力量控制大西北。而就在其力量相对薄弱的新疆 ,出现了进步组织 ,活动频繁 ,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了贡献。一、进步组织的形成新疆解放前夕的进步组织有三支 :一为影响较大的民族青年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是由“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两个组织改组后形成的 ;一为由涂治、罗志、杨鹤龄、禹占林领导的“战斗社”;一为“先锋社”,该组织以出版《先锋》刊物而出名。1 与“新盟”不同的是 ,“战斗社”、“先锋社”是由汉、回族先进分子组…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扶贫模式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探析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扶贫典型案例,总结出了“扶志扶智”模式、“文旅融合”模式、“文化产业”模式、“公益服务”模式等4种文化扶贫模式,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并进一步分析了文化扶贫在乡村振兴中的主要作用如下：文化扶贫是乡村实现文化振兴的灵魂、内动力源泉、重要精神支撑;文化扶贫促进技术类人才培养,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文化扶贫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文化扶贫的新型合作模式为乡村振兴奠定良好的基础。     

“哀哉鳏寡”：拯救天下最无助的“四民”

<正>在古代社会,社会救济主要依赖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而个人一旦在小共同体领域出现缺失,成为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的贫弱个体,虽然也可能得到更外围共同体如村社之类的救济,但是,丧失了亲人成为了血缘意义上的原子化的贫弱个体,在社会上属于最悲哀、最底层的类型。孟子曾说,世上有四种最悲惨的人,他们是“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必须最先从拯救“四民”的贫弱个体开始。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清中叶以来,广东人口急剧增加,乡村乞丐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外来恶丐的强乞、勒索、吓诈、盗窃等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对此,清代广东地方政府与乡民甚至联合起来颁布了有关管理乞丐的告示或乡规。其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对乞丐行为的管治;二对基层组织的督促;三对当地人的约束。其中,乡村保甲、乡约是管理乞丐的主要力量,地方士绅是推动乡村乞丐管理的重要力量。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的农村休闲旅游规划研究

美丽乡村建设贯穿于“十二五”“十三五”整个期间。通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提高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农业升级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农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幸福指数,这是构建农村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打造美丽乡村的重要保障。近些年发展中,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严抓“脏、乱、差”改善了人居环境 ; 通过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产业升级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 ; 通过美丽乡村整治和包装宣传,提高了乡村美誉度。但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依然存在不完善问题,因此还要进一步完善新农村经济体系,更好地发挥农村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