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水内冷发电机泄密案与一位电机专家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读书。自一九六七年初开始,黑龙江省各地打起了派仗,结果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一派占了上风。一九六七年初冬,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哈工大各系都成立了民兵排,负责看管各系的“黑帮分子”,以便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定性,并进一步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这些“黑帮分子”有“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联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等五花八门。我虽然加入过一派组织,但有关的活动却参与得不多,于是也被派到了民兵排。当时,我们电机系的看管地点设在电机楼地下室,…     

俞平伯与叶圣陶的“暮年上娱”

“文革”中,俞平伯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与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蒙受磨难,进牛棚,下干校,历尽被抄家批斗之难,受尽迁徙颠簸之苦;叶圣陶,被封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因周恩来总理的特别保护,避免了许多苦难,但也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赋闲在家。1971年1月,作为受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生活相对恢复了平静,逐步恢复了与朋友的正常交往。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1969年上山下乡琐忆

离开厦门 1968年9月16日．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荡、混乱终于消停了。稍后,学校开始“复课”。名义上说是“复课”,实际上却无课可复。我所在的厦门市第一中学由于是重点学校．老师几乎都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牛鬼蛇神”等经历,早已失去了上讲台的资格。因此．每天上课就是由学校革命委员会成员或解放军驻厦部队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队员为大家念毛主席语录或《人民日报》的社论。     

人生这杯酒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河南信阳为干校盖房搓麻绳,年过七旬的文坛祖母冰心在向阳湖寒风中护菜,年过七旬的巴金在奉贤运粪,吴祖光、张庚、丁聪等“反动学术权威”在团泊洼当过粪夫,钱仲书、吴晓铃等著名学者在河南信阳烧过锅炉。     

“历史主义”问题论争述评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曾有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争论被人为地扼杀了,争论的一方被扣上“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各式各样的大帽子,并且株连了一大批人。从此,“历史主义”问题成为一个“禁区”,使人望而却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禁区”被打破,思想获得了解放,“历史主义”及其有关问题的争论重新     

“莫须有”的“五一六”

火热的天,火热的斗争。一场揪斗“五一六分子”的斗争开始了。我有点莫名其妙,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的对象只是‘“黑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哪来什么“五一六”？哪样的人叫“五一六分子”？从一个个揪出来的人看,都是“小将”。川、将’脱斗我们时,其狠无比,体罚、打人无所不至,现在一个个萎顿不堪。揪斗他们的,是另一批‘叫、将”,算是真正的革命者。揪斗的架势,似乎比揪斗“走资派”之类有过之无不及,例如批斗时,被斗者站着可达八小时,最长的有三十小时,审批人员则轮流给以批斗。我心里颇…     

富有使命感的史学大家

<正>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不久,便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故第一次见到白先生时,他已是一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不容接近。我们常见先生与系里其他的"牛鬼蛇神"一道,在操场上拔草。有同学指指点点说,"那位就是白寿彝"。先生身材修长,眼睛高度近视,戴着一副玻璃片很厚的眼镜,动作舒缓,但说话声音宏亮,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虽身处逆境,依旧透着儒雅博学的风度。文革结束后,白先生继续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拨乱反正,诸事繁忙。我虽于1970年毕业后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划的、并送劳改了,也就是“反动学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来了,到了7月,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并指出北洋军阀镇压、     

“文革”中的焦菊隐

焦菊隐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导演、排戏,发展中国戏剧艺术是他人生的支柱。可是“文革”伊始,他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遭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中艰难度日。被迫远离艺术舞台的岁月里,他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懑深深地埋入心底。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处境中,他仍然对极左思潮下创作的文艺作品发表直率的批评,即使惹祸上身也不违背真正艺术家的良知。他在“文革”后期含恨而逝不能不给他所钟爱的艺术和热爱他的人们留下深深的遗憾。     

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的回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文化大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流行语“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均源于此社论。该社论发表后整个中国几乎都“疯”了,一场疯狂的灾难降临中国。这篇社论的幕后授意者就是陈伯达。陈伯达罪行及受审判的情况,请看《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     

程潜与蒋介石

程潜与蒋介石,一个是军界“元老”,一个是国民党“领袖”,若论政治地位及社会政治影响,程远不及蒋;然而就个人资历而言,蒋又远不如程。程潜与蒋介石有过较好的合作,但又不断遭劲蒋的排挤,二人之间时有不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二人终于分道扬镳,解放战争后期、在我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形势下,程潜和陈明仁一道毅然在长沙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投入人民的怀抱;而誓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则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悲结局。这样,在程、蒋二人之间,历史的天平明显向前者倾斜了。     

我写《彩云曲》的前后

以饱吮传统旧文化乳汁的我,竟然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的新闻系(当时全国大学设新闻系者极少),原因虽然复杂,但人们所常有的所谓“逆反心理”,也许是主要因素。可是,要说这时我已决定彻底抛弃了旧我,又谈何容易。在考大学之前,我曾忙于补习中学课程;而进了大学的门,这些又都弃如蔽屣。我听新闻系的课,倒很专心;但传统文化,仍给我以极大诱惑。因此,我这一段求学生活,可以说是矛盾百出,也可以说是斑斓多彩。初到北京,我住在宣武门外的“山东会馆”,房屋虽老旧,但不付房租。无怪旧时代举子进京考试,多住会馆,宣武门一带,各省会馆极多。有龚自珍住…     

我与吴宓的一段往事

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到西南师范学院。回教研室不久,“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终于有一天吴宓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我顿时明白,吴宓要倒霉了。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吴宓。会上,几位了解情况的人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闭口不言,不置可否。这次批判会,大家说话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叫我晚上去找吴宓谈谈,…     

天工与清新 画家周昌

1955年,周昌谷的作品《两只羊羔》就已经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受到广大美术爱好者的赞赏。那时他才25、6岁。其后,周昌谷经常到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华山、黄山、胶东、浙江舟山地区旅行写生,这头10年是他精力旺盛,艺术创作丰收的10年。跟着的10个年头,这位年仅30多岁的青年画家就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同亲也遭到劫难。1974年“批黑画”,他是浙江省的头号人物,被侮辱地称为“七十年代的赛金花”,“卖国主义”等。那时他已患了肝病4年,还由医院揪出来批斗,因此加重了病情。直到     

丰子恺在“文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上海中国画院就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8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此后,"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时任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甚至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     

记访问辛亥老人徐乐三

1966年,我在内蒙古师范学院（校址在呼和浩特市）外语系三年级学习。由于很喜欢祖父罗飞声（字锐青）烈士“半世论交求古剑,一生低头拜梅花”的诗句,我就将其写在了日记里。不知此事如何被他人得知,致使该诗被扣上了“反动对联”的帽子,进而又被上纲上线,将“求古剑”解释为“武装复辟”。因此,我祖父被污蔑为“与袁世凯同伙,因内争而死”,     

我在“晋西事变”中的经历

《牺盟会和决死队》一书,有这样一段记载:“决死二纵队独二旅第六团团长、反动军官陈雉卿企图带领该团叛变,12月12日夜晚,在团部奉命率第一营返回纵队司令部途中,突然绑架团政治部主任李曙森等五人……,陈的叛变阴谋被二连指导员姚永贞察觉,姚与陈周旋后即回连队,一面派人向附近的一九六旅部队紧急求援,一面把机枪班掌握在手中,旋即向陈雉卿射击.这时,一九六旅部队已赶到,进行截击,陈雉卿急忙带领警卫人员和少数军官逃走.”在这次事件中,六团中的共产党员们与反动军官们展开了激烈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我原为包头军分区副司令员,当时任六团一营一连政治工作员,经历了整个事件的始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记录下来.     

麦田，父亲一生的守望

<正>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除了一小段时间被生产队派到海石湾火车站卸煤外,一生都跟土地打交道,在麦田里忙这忙那,日出而去,日落而归,甚至有时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还不见他的影子。这时,母亲会说,他可能在给麦子浇水,不等了……“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青藏高原的五月,麦子已一尺来高,拔节分蘖,可天气干旱少雨,极需农人引水灌溉,因此打破“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是常有的事。     

1941年至1942年新疆反帝会史事拾零

1941年,我第二次到反帝会工作。这时,反帝会已迁到两湖会馆。这里的办公室宽掉了,但这时期反帝会却处于革命低潮之中。“××被捕了！”“×××也被捕了！”“国民党派人来谈判了……”“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骇被盛世才杀害了！”种种传闻搞得人心惶惶,真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不断逮捕人的情况下,各单位陷于瘫痪,许多工作难于进行。反帝会的组织面貌更不清楚,如部正副部长都是谁？现在很难讲清,更难讲完全了。只记的秘书长是王宝乾,姜作周担任过宣传部长,藏谷烽担任过文化部长,但不久安、藏也都被捕,并被杀害。在我第二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