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

二十年前,白寿彝同志曾撰写《谈史学遗产》(载《学步集》页129—154)一文。今年,他又在《史学史研究》季刊上,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我认为,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许多见解,对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种情况,今天还是存在的。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我对陶行知先生的一些看法

1940年时,我曾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过一段时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但那丰富多采的集体生活,迄今犹历历在目.我和陶行知先生本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陶先生的为人,他的胸怀坦荡、坚毅不屈的精神,特別是他对青年们是那么真诚、关切,是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怀念的.对陶行知先生的总的评价,我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解放以来各方面对陶氏的评述文章,我看过的也不多.但看     

人格的诠释——追记石泉先生的青年时代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真正的学者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怀念恩师石泉先生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风范垂后世 学脉有传人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先生的治学精神从何处来?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

我和张政(苑峰)同志是山东同乡,又是北大史学系同学。我长他一岁,我北大1 935年毕业,他36年毕业。他毕业后即受傅斯年先生之约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苑峰是个饱学之士,读书多,记忆力强,好像他什么都知道。读书多、博学强记的傅斯年先生非常赏识他,称赞他。苑峰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傅先生就称赞他是“小王国维”。苑峰字写得好。我儿子何芳川六、七岁学写字时的启蒙老师就是苑峰。他写了字,蒙上纸,何芳川在上面描着写。好像这叫作“描红”。在史学界,我和苑峰还是志同道合的魏晋之际封建论者。2 0世纪50年代争论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时,我和…     

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这是他的治史业绩和他的学问基本特徵所决定的。他旧史学理论探索的兴奋点、治史的着眼点,也是他的史学工作明显的特点,是冶史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史学又是为使史学工作对社会的前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说总结史学遗产是“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又说;我们要“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从先生的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发展当代的史学作出了怎样的持久的努力,由此我们也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思考。     

悼念侯外庐同志

1987年9月14日晨九时,侯外庐同志跟我们永别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在史学领域有卓越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自从1949年,我同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共事以来,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在理论学习和历史研究上,我不断得到他的启发和指引。同时,我也逐渐体会到他所倡导的学风的特点。他的学风,可以概括地说,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详细占有资料,通过对历史的具体分析,达到自得的科学的结论。自得二字,对于理解外庐治学精神很重要。他重视理论的指导,但并不停止在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上,而是以经典作家论断为依据,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把对中国史的科学论证推向前进。他重视历史资料,但决不以多取胜,而是取     

忆张仲鲁先生主持开封文史工作

上世纪30年代,张仲鲁先生任河大校长时,我是河大附中的学生。我和仲鲁先生是在1965年相接触的。那时,他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在开封主持文史资料工作。1965年初秋的一天,梁建堂。同志在街上遇到我说,张仲鲁先生想找我谈谈,请我到市政协去一趟。过了几天,我便如约前往。仲鲁先生那时住在开封市政协一个两通间的房子里。我进去时,他正伏案工作。听我报了姓名,他连忙放下笔,热情地招待我,关心地问我解放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并把他近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也简单地告诉了我。那种恳挚的态度,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说,周总理非常重视文史资料工作,撰写文史资料就是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也是我们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并提出要我写一篇有关《河南民报》的资料。这时,我才知道,仲鲁先生事先已了解了我的经历。     

永不磨灭的印象——深切怀念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白寿彝先生

196 6年以前 ,我已久闻白寿彝先生的大名 ,但交往较多却是在 1 978年以后了。在向白先生学习的二十多年中 ,我深深感到白先生既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教育家 ,而贯穿二者之间的则是他始终把历史作为一门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大有益处的科学来对待 ,并为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真可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白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关于他的学术成就 ,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同志要比我了解得多 ,这里不敢妄加议论 ,仅就先生的治学精神谈点感受。 1 980年北京市史学会重建 ,白先生出任会长 ,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协助…     

胡适与杜威比较研究

关于胡适先生究竟从他老师杜威那里继承了多少思想,恐怕既不能根据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视胡适从杜威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皆是“枝节末流”。现在,真正需要我们弄清楚的是：一是杜威哲学是西方传统发展的历史结果,不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精神产品;二是胡适的文化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一定具备三个因素：     

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在1980年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撰文纪念,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的新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建立的基础。我在文中说到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的广泛。他对于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陈垣先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长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也为中国近代的文献学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学遗产。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以及《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都是珍贵的遗产。这许多著作确是我们读书治学的工具,但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他的文献学的遗产,那是很不够的。白寿彝先生说:“从     

埋头苦干 志在奉献——记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郭鹏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的确算是一个在地方志战线上“埋头苦干的人”,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看到他主编和撰著的大大小小薄薄厚厚的二十多本著作,看到他主持的佛坪县地方志办公室、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先后荣获的省级先进单位称号荣誉,看到他主审的二十多部专业志书,我由衷地敬佩这个貌不惊人、业绩突出的修志同行。     

通史理论的探索

东方大国的历史路径八十年代初以来,白寿彝先生先后出版了他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导论卷,贯串这两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是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述中国历史走过的道路,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新年过后,《中国通史纲要》刚刚出版,我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一连用几天时间读完它,再回味着书中作者题记中的一段话:“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到这一点,这有待于读者的论定。”先生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深深感到这话具有的份量。在完成《中国通史纲要》以后,白     

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

我认识耀邦同志的时间比较晚,接触也不多。大概起始于1980年我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时,他几次来与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后来《历史问题决议》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通过前后他几次找我们开会讨论。我们还有幸在这次会上目睹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热烈情景,他在当选时发表讲话的风采。不久在党的十二大文件起草工作中,他来与我们谈话的次数更多,     

桃李不言 大音希声——记叶世昌先生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

叶世昌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和学者,其为人和学识在中国货币史学界和钱币学界,一直有口皆碑。我和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在近年,通过拜读他的著作和日常交往,对叶先生虚怀若谷、严谨治学、宁静淡泊的人品学养,感佩甚深。     

我和黄齐生先生的一段交往

一革命先驱和教育家黄齐生先生1946年坠机殉难,迄今已五十年。回想与他生前的一段交往,依然历历在目。抚今追昔,悲感交集,感慨万千。黄齐生先生的一生,从他当学徒起,至最后殉难止,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说一句：是平凡而伟大。这里,仅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交往,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和认识,以表示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我与黄先生的认识,是从1933年在上海附近的徐公桥开始的。那年,我在广西办理民众教育工作,并代表广西出席在山东邹平召开的全国社会教育年会,同时被派赴各地考察社会教育。当时的广西教育厅长是雷沛鸿先生,他是一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