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史书 ,体裁众多 ,历史悠久 ,每一种体裁的史书均能自成体系。对我国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 ,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分析总结 ,揭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的问题和倾向 ,以期对推进史书体裁研究有所助益。一、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传统我国不惟史书体裁丰富多采、历史悠久 ,而且对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一则我国古代有重视史书体裁创新的良好传统 ,表现为新史书体裁的创立、旧有史书体裁的创新发展 ,以及史书内容、编纂思想的创新等等 ,每一次创新和发展 ,都离不开对既有…     

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积淀成为历史编纂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史家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认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他对十八世纪史学理论的贡献。一、关于史书体裁起源的考察中国史书体裁的源头在哪里,是历代史家共同关注和积极探究的问题。汉代学者刘做、班固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朱熹和史学

朱熹在史学领域内有相当大的成就。他创立的“纲目体”和学术史体裁对古代史书编写有重大的影响;他在文献学上的疑古辨伪,成就是突出的;朱熹的直笔求信的史料学主张,值得重视;关于“正统”之辨,朱熹的认识不少是有积极的意义     

吕思勉的史书体裁观及其实践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惟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吏学四大家。吕思勉在史体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自己的几部通断代史著作,在体裁上是一个新颖创制,可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体裁。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历史大背景下的学案史研究——读陈祖武《中国学案史》

在中国历史编纂学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除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史书体裁外,学案体史籍也是其中重要的编纂形式.陈祖武先生所著<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就是对这一史书体裁发潜阐幽、提要钩玄的研究成果.     

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

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受1930年代后钱穆自己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影响较大,以至长久以来他基本是以一个五四运动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经常让人忽视一个逻辑即真正的反对者需要"资格准入"。钱穆其实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对于这一过程,前贤多有发见,不过从目前各种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他与五四运动互动的一些面相,如新思想潮流怎样影响了江南地方社会?钱穆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可以做更为细致的解读。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翁有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正如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体认与审视一样①，他对中国政治也有独到的体认与思考。本文拟从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对中西政治歧异的比较以及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构思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钱穆虽为一介书生...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 ,学术思想不断升华 ,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 ,他刻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他晚年把渊博的学识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的顾问和指导作用 ,这是他晚年学术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陈先生晚年依然在史学耕耘不息 ,撰写了 40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了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周匝缜密 ,益臻佳境 ,善于由小见大 ,求得历史真相和通识     

先秦史官与史学

本文认为先秦史官职责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 :夏商史官基本特征是充当沟通天人的使者 ,宗教性明显 ;周史官基本特征是以“官”的角色定位而行使历史官之史的职责 ;春秋晚期至战国史官 ,带有许多士文化的特征。先秦史官历史演变是决定中国早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论《大明一统志》的编修

一统志是记载全国性的总志,明朝建立后,统治者认识到编修一统志的重要性,从洪武到天顺近百年间数次编修。本文通过对明一统志编修情况的阐述,论述了《大明一统志》的编修体例、史料价值及其意义和影响。     

华峤《后汉书》考述

在诸家东汉史中 ,西晋人华峤所著《后汉书》① 甚得刘勰、刘知几的推重 ,是史学价值较高的一部。其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 ,首创《皇后纪》这一史书体例 ,被范晔《后汉书》所采用 ;于《孝子传》前撰序论的作法 ,则为范晔、沈约及后世史家沿用。第二 ,由于文质事核 ,该书成为范晔著《后汉书》的主要蓝本之一。第三 ,书中的某些记载 ,可弥补范晔《后汉书》删节诸家后汉书过简的不足。另外 ,华峤重谱系、重天人感应等颇具时代特色的史学思想 ,亦有可取之处 ,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

中国传统史编纂坚持求真的原则,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科学的方法,广泛地搜集史料,精审地考证和选择史料,保证史料的客观性;秉笔直书,评价公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客观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先进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的科学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达到了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     

司马彪《续汉书》考辨

在晋人所撰的诸家东汉史中,西晋史家司马彪所撰纪传体《续汉书》是史学价值较高、较有特色的一部,亦因此得到了后人如刘勰、刘知几、唐太宗等的充分肯定。概括而言,《续汉书》的史学特色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在史书体例方面,所设志目较前史既有延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设立了能反映其撰述动因、史学思想的较有特色和价值的《序传》;二,在史料来源、史料价值方面,司马彪广泛参考了《东观汉记》及各种相关档案、文献,使《续汉书》史料丰富详实,从而使该书不仅成为范晔撰《后汉书》的参考之一,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范书、《东观汉记》及《后汉纪》等书记载的简、缺、误等不足;三,《续汉书》所体现的重谱系、天人感应的社会历史观等可折射出晋代史学思想之一斑,有助于借此把握时代特色。     

影视史学的思考

影视史学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 ,它呱呱坠地 ,蹒跚走来。影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方法上的摸索和创新 ,还对长期以来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等传统概念产生影响 ,许多方面牵连到了史学上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对影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来“写”历史作出初步探讨 ,并对其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作一论析。     

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关键——评《新中国70年》

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一个关键问题。《新中国70年》是一部贯通描述新中国70年历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史书。在章节布局上,该书将改革开放前的几个犯错误时期和基本正确时期合在一起;在编撰内容上,将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在书写行文上,注意将改革开放前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相呼应,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这样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上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