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黻宸论良史

陈黻宸 (1859— 1917)字介石 ,浙江瑞安人。曾先后在上海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院、京师大学堂师范科任史学教习 ,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陈氏的史学著述 ,有《独史》、《地史原理》、《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和《中国通史》等 (均收入《陈黻宸集》 ,陈德溥编 ,中华书局 1995年 6月版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氏在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良史”的标准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 ,章学诚加之以“德”。陈黻宸对此仍不满足 ,他说“我谓史之所以为史 ,又不徒以其才也 ,而必以其质也 ;不徒以其识也 ,而必以其德也 ;不徒以其学…     

论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以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为例

一、引论 罗香林教授为世界客族著名的客家学学者,以其客家学研究,奠定中国客学研究的地位和方向,成为今日中国史学研究显耀课题。就罗香林教授历年专书著述和论文撰写,在其史学研究业绩,以及培植的后学各有传承发展,罗香林教授在史学上的贡献,堪称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大师。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齐思和的史学批评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在其史学生涯中,十分重视史学批评。他有明确的史学批评旨趣,广泛的史学批评视野和突出的史学批评关注点。考察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活动,可以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内容,也为今天的史学批评提供借鉴。     

陈黻宸的史学“四独”“五史”论

在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和吸收消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基础上,陈黻宸糅合中西,提出了自己的"四独""五史"的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中既有对史家的要求,也包括了对读史之人的要求,其中处处透露着陈黻宸对史学性质的认识和"新史学"的影像。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     

近二十年尼日利亚史学述评

<正>尼日利亚史学是非洲史学的重要分支。从全球史学发展的角度而言,非洲史学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由于非洲史学起步较晚,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实际上,非洲史学自有其传统,在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重要史学派别,“为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1)) 尼日利亚史学⁽(2))从伊巴丹学派发展而来,因其学术规模和基础之大之深,为西非史学、     

“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南朝的谱学与政治

南朝谱学是南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门阀政治深刻地影响着南朝谱学的发展,反之,谱学也成为门阀士族维护其特权政治的工具。南朝谱学的政治功用是它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表现出很强的姓氏与地望相结合的姓族特征。同时,南朝谱学与南朝的选官、婚姻有看密切的内在联系。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敬播史学成就探微

敬播以他的博学多识,参与了唐初许多重要史学活动,为唐前期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在史馆,能秉笔直书,所纂高祖、太宗《实录》,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从而赢得"陈寿之流"的美誉。他对史书的编纂体例有独到见解,纂修《晋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他参与纂修隋史,为唐初"鉴戒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编纂的《西域图志》,在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刘知几对其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具有"良史"之才。     

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

麓川王国在元末已摆脱元朝控制自治一方。当明朝接替元朝在云南的统治权时,要求麓川服从。麓川不愿受明朝控制,并在兼并同族以扩大势力时与明朝发生冲突。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制服麓川,将其分解为数部,这对明王朝控制当地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本文通过对这段史事的分析,着重指出,明朝对麓川的控制是分阶段完成的。由于形势不同,双方关系各阶段变化各有原因;某些史书为强调明朝统治合法性而忽略各阶段具体情节的做法,是将事情简单化,有碍后人认识真实史实。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燕王府位置新考

燕王府位置因与元明之际宫殿的营建相关,因而成为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历来有燕王府沿用元大内正殿与沿用元代西内两种观点。本文在对明初王府建筑制度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燕王府的建筑制度的特殊性及其与元代宫殿制度的关联,认为燕王府当沿用了元大内的正殿,并以永乐朝北京宫殿营建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为旁证,进一步论证了燕王府用元大内正殿的可能性。     

清宫旧藏景德镇官窑明洪武瓷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有传承自明代宫廷的清官旧藏洪武瓷67件,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既有元代遗风,又有明代官窑瓷器特点,器物风格具有鲜明的由元至明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结合景德镇明洪武制瓷历史背景、洪武瓷研究以及其在清宫中的原藏位置,可知清宫旧藏洪武瓷是景德镇洪武官窑受命为宫廷烧造的瓷器,反映了此时景德镇制瓷风格处于由元至明的过渡阶段,...     

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明清聚落格局的变迁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

宋元明时期 ,各地纷纷修建真武庙 ,其中以武当山、宋代建康、临安及明代南京、北京等地区修建的真武庙规模大、数量多、寓意深刻 ,从而形成了崇祭真武的三大中心。本文旨在探讨这三大中心地区形成的原因及三朝崇奉真武的历史因素。     

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 ,学术思想不断升华 ,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 ,他刻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他晚年把渊博的学识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的顾问和指导作用 ,这是他晚年学术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陈先生晚年依然在史学耕耘不息 ,撰写了 40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了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周匝缜密 ,益臻佳境 ,善于由小见大 ,求得历史真相和通识     

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

清初《春秋》经学力求杜绝宋元以来《春秋》经解之中的空虚、穿凿,顾炎武提倡、鼓励广辑传注解经,《左传》因产生年代最古,以及详实的叙事,在众多传注中确立了它的学术优先地位。顾炎武将《左传》杜注带入研究视野,其方法影响及乾嘉汉学,但又明显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而顾炎武对《左传》义理的质疑则承袭了历来学者对《左传》义理的不信任,带有普遍共通性。     

西藏文化与《西游记》关系纵深研究预测

目前看来,西游学界主要从中原文化中探寻《西游记》故事的演变过程,少有学者从民族的视角去审视藏文化与《西游记》的关系。殊不知,西游学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西游记》故事获得重大发展的元代及明代前中期,正是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大量传入中原时期。从《西游记》《金瓶梅》等明代小说中出现的藏传佛教元素,足可证明,西藏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元明时期内地的文学创作。近年来,随着西游学研究视野的拓宽,以及大量藏学文献的汉译,为深入研究西藏文化与《西游记》关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故宫学的明清庙堂政治文化视域

故宫学是运用历史学、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建筑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明清时代北京皇宫之物化和精神遗存,以及以该皇宫为中心展开的后续文博收藏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门学科。一般意义上的明清史中有大量内容与故宫学中历史类研究重合,故如欲使故宫学的史类研究具有不可替代之特殊意义,需要在方法论意义上凸显故宫作为一个特殊政治文化场域这一视角。由此视角出发,可见故宫作为明清庙堂政治的核心场域,其内大量事物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其规制、理念、行为方式和惯性构成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语境,与庙堂之外的政治、文化、社会、民生产生差异、关联和互动,若能在具体层面切实推进研究,故宫学的历史类研究即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