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

近代以来,农科留学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促进了我国的农业科技近代化进程.近代农科留学生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实现"科学救国"的愿望,在农业科技体制化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组织、创办中华农学会等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创办<中华农学会报>、<林学>、<畜牧兽医>等农业科学刊物;组建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推进农业科研工作;创建新系科,编写新教材,积极投身到近代中国农业新学科的开拓之中,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年间湖南自然灾害救济组织与保障

民国年间,湖南省自然灾害频繁。伴随近代社会的发展,湖南的灾害救济制度、设施、组织相继建立并有初步发展,在历次救济灾荒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体现了近代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在救灾保障方面已基本具有了新观念。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犯作业制度设计及运作情况考

在西方近代司法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监犯服役概念至近代被西方的"作业"概念所替代;相应地,中国传统监犯服役制度也被近代作业制度所代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行监犯作业制度,以期达到既能教育人犯,又能助其生计的双重目的.该行为虽不失为中国近代监犯作业制度改革之真正开端,但基于诸多不利因素之制约,其监犯作业制度的设计和施行均不太理想.     

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的接收

<正>中国近代海关制度起源于清咸丰四年（1854）,确立于咸丰九年（1859）,持续发展至1949年,采用外籍税务司制度。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海关不仅承担了进出口贸易中的监督、检查、征税等基本职能,还承担新式教育、海事、邮政、外交、情报等职责,是一个综合性机构,也是帝国主义操控和掠夺中国经济社会的工具。以粤海关为主的近代广东海关,因建关时间早、进出口贸易量大,又毗邻港澳,抗战期间曾为日本操控,具有非常鲜明的历史特点,所形成的档案有极高的利用、     

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

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衰退与城市近代工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特殊关系。论文首先根据前人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状况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评估,然后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中国近代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分析,阐述了在农业生产率下降的前提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如何实现的。作者提出,农业生产的衰退使得农业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基本的剩余,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近代工业化需要一场农业革命。文章比较广泛地涉及国内外若干学者的相关观点,并提出了商讨性的意见。     

略论清末黑龙江农业 农政的“趋新”

清末是黑龙江省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伴随着政府对黑龙江土地大规模的开发,因时势所趋和现实需要,农业发展中的近代化因素也随之出现。农业试验机构的兴办,近代农业技术、品种的引进和交流,新式农业工具的使用是其"趋新"的主要表现。     

一部具有特色的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新书——评李良玉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最近,我读了李良玉同志所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下面简称“李书”)一书之后,不禁有鲜葩濯春耳目一新之感.李书的主要特色,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在世界文化演进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从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方面检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准确地把握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落后是中国近代招致屈辱的根源,也许可以说,在世界进入近代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曾经是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度.但自从17世纪中叶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大致相仿而又缺乏联系的世界,迅速分裂为西方工业文明和非西方农业文明二大体系.比东方落后的非洲、美洲等首先被征服,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

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     

评《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

彭南生教授新《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以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和学徒制度的转型为基线,主要探讨了行会制度在近代的存在与转型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拓宽了近代中国商人团体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内容,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内缘性的探讨上更具有纠偏和导向的作用。     

试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的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的讨论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文革"后,"让步政策"论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而认为近代没有"让步政策"却似乎已成定论.作者通过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实行的减浮、减赋、减差、招垦、劝农桑、兴水利等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认定近代确有"让步政策",而清政府的"让步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可以从浙江省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实证性的解答。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医生等。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财委恢复城乡交流的政策研究

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中财委在领导全国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中,通过贸易系统的恢复和商业资本的注入,复苏了被国民党政府及长年战争中断的城乡交流。随后,中财委在工商业调整中拟订了收购土产等政策并转交了城市经营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城乡交流的发展,使国内经济得以恢复,并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统筹好当今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

13-18世纪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变化趋势表现在: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一时期本地区地方部族力量的不断减弱与中央权力的逐渐加强是导致这些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     

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分布初探

本文根据苏州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史料,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对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作了较具体而微的探究。研究显示:清末民初苏州的典当业主要集中于北部和西南部中心城区以及阊门一带。从典当业的选址和经营状况来看,典当适合在中心城区和商业文化繁荣的城厢附郭以及周边市镇生存和发展。典当业分布的地理区位,与苏州城市经济及其功能分区息息相关,这反映了传统典当业依附于商业经济发展的“寄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