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山东抗日根据地“双拥”工作探究

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民众和抗日根据地政府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紧密联系,在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中共军队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军为此不断“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双拥”工作成为中共与日伪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推行“双拥”工作的过程中,党政军民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和壮大。有鉴于此,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关政策,对“双拥”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要求根据地的八路军深入群众、尊重根据地政府,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则通过战前动员、战后保障以消弭民众的忧虑,从而构建了党政军民“责任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加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经历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四个阶段。本文研究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其间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共独立自主的自觉的努力起了主要作用。     

血腥镇压——国民党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六次大规模军事“清剿”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闽浙赣三省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按照“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线。根据地设立留守处,留下少数保卫人员,宣传抗日,支持前线。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抗日战争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1周年,也是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开通71周年。1937年10月-1941年8月,将近4年的时间里,中国抗日战场上80％以上的外援是由苏联提供的。苏联援华抗日的物资90％以上又是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来完成的。“西北国际大通道”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皖中抗日根据地何时改称为皖江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在皖中地区以无为县为中心,创立了皖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领导下的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皖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曾经改称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皖中”是何时改称为“皖江”的,长期以来,在省内外编印的党史资料及有关书刊中,几乎一致认为是一九四三年春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皖中根据地、区党委、行政公署、参议会等组织才统一由“皖中”改署为“皖江”的。对此,笔者不     

中国共产党与牺盟会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山西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创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是山西抗日的主要领导力量,在山西抗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牺盟会自创建到改组,经发展到消亡,无不受     

江上青对开辟皖东北根据地的贡献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继续沿沪宁线向西进犯，形势严峻。大批革命青年相继奔赴延安等地参加抗日。陈素、江上青、王石城、莫朴等18人组成“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宣传抗日，准备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北上抗日。后因斗争需要，江上青、赵敏、周邮等7人奉命参加安徽省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去大别山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李友邦少将在龙岩

2002年,在“七七事变”65周年前夕,一位台湾抗日英烈的名字从历史深处走来。英烈的名字叫李友邦,当年第一位台籍抗日将领。7月6日上午9时,台北县芦州李宅,雄壮激昂的抗日乐曲声中,李友邦将军纪念大会开幕。10多位曾随李友邦抗日的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成员,在现场话当年。他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随后,李将军妻子严秀峰为“李友邦将军与严秀峰女士抗日史料展”揭幕。     

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过程中,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因为受到张学良的很大影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历史尘封的抗联英雄张玉珩

正提起东北抗日联军,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却很少有人知道张玉珩。其实早在1932年6月,时任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张玉珩,参与组建了我党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通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亦称“磐石游击队”),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东北     

邹韬奋在南通抗日根据地

邹韬奋在南通抗日根据地邵铁真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下旬,邹韬奋由时任苏中行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陪同,来到南通抗日根据地视察。南通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在１９１０年东进后建立起来的。此时,它正处于反“清乡”斗争和日伪准备大规模“扫荡”的前夜,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为了...     

我珍藏的八路军《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从延安来到山西前线抗日,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领导群众抗日。     

蚌埠十七学子“援黑”抗日记

<正>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此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开启了14年的浴血奋战。当“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安徽后,有一群尚在中学读书的热血青年,他们成立抗日救国会,组成义勇军“援黑队”,决心奔赴黑龙江抗日前线杀敌,以实际行动救亡图存。     

鄂中“抗日十人团”

1939年初的一天,陶铸同志和鄂中区党委书记杨学诚及顾大椿等人一起,商量如何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谈话中,原本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顾大椿等告诉陶铸,“九·一八”事变发生活,长城内外出现了一些自发的反日组织。其中,有北平的大学里出现了个“抗日十人团”,以10个人为一组开展活动,全由学生组成,带有秘密的性质．当时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陶铸听了认为“抗日十人团”（简称“抗十团”）这个名字好．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动员团结全国各族同胞共同抗日的精神。如果来个“移花接木”,说不定能在鄂中开花结果呢。陶…     

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冀东抗日记事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再作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而是加紧敌后“扫荡”和经济侵略,以巩固其统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吓破了胆,他们不敢打日本,却把我党视为眼中钉,搞所谓“军事限共”、“政治限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