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法律教育

晚清国内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严重缺乏,张之洞积极倡导与推行近代法律教育,在新式学堂中开设西方法律课程与专业,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法律,创办与发行报刊介绍西方法律知识。虽然其深厚的儒家文化制约着他不能学习西方法律的民主精神,但其倡导近代法律教育的积极主张与各种实践却促进了晚清法律教育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培养了一批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推动着中国传统法律教育走向近代化。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190 7年至 190 9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 ,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在他的主持下 ,学部于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 ,提倡保存国粹 ,继续奖励学堂出身 ,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可见湖北与直隶的门户立异和人脉渊源 ,对中央教育行政的决策乃至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样态影响至为深远。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张之洞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

军事教育体制改革是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极力主张废除传统的武科举制度，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并积极派遣军事留学生和出国军事考察人员，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近代军事人才培养体制。这些举措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新军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近代军事人才，并因此而开启了晚清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     

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

关于教案的发源,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观点：1．侵略说;2．中西化冲突说;3．三重危机说;4．多种因素说。①笔以为,笼统地将晚清近两千起②教案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列强侵略或两种异质化之间的冲突等都未免失之简单,应作具体分析。在晚清直隶,引发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由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以及民教互争公产地亩引发的地产之争;摊派各种庙会和修庙钱引发纷争;细故口角争殴;教堂或传教士、教民遭劫窃引发;反教谣言、揭贴引发;民教双方由相互猜疑进而捏情上控引发教案等。     

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

直隶是晚清时期全国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位居全国之首。本文分三部分探讨了晚清直隶灾荒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及减灾措施。第一部分,主要以水旱灾为例,从其时间、空间分布特征来论述晚清直隶灾荒的严重性。第二部分,阐述晚清直隶灾荒不仅造成社会经济的衰退,人员的流徙或死亡,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心理的震荡,从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激化了社会矛盾。第三部分,探寻晚清直隶减灾的措施,尽管减灾措施在传统的备荒救灾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总体上效果不佳。     

晚清直隶名宦邹振岳的州县生涯

邹振岳(1831—1893),山东淄川人,自同治五年(1866)任直隶怀安知县始,先后在直隶饶阳、清苑、易州、宣化等任职知县或知州,光绪十九年(1893)卒于天津知府任。在二十几年的直隶州县长官生涯中,邹振岳致力于发展经济,重注民生;肃清民政,打击恶霸;创新实干,治理水患;教化民众,教育优先。其政绩为朝廷看重,在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     

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

长期以来 ,法律史学界把中英《马凯条约》第十二款关于英国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的承诺视为晚清法律改革的主因。而历史的真相是 ,1 90 2年商约谈判时张之洞主导制定了这一条款 ,首倡“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 ,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内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1 90 7年后张之洞又否定了“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 ,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沈家本在他看来过于“西化”的法律改革模式 ,以维护其“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思路。这一过程表明 ,领事裁判权问题始终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事实上 ,晚清法律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 ,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的 ,它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     

迥然相异的两份晚清重臣遗嘱

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命即将油尽灯枯,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纽约时报》里的晚清旧闻

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尝试当我在西南风书店买到仅剩—本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清观察记》时,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三年,经第二次印刷,印数达17100册。书的编者郑曦原,为外交部二等秘书,曾在中国驻美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三年,比较系统地查阅过《纽约时报》1853———1997年的对华报道目录索引,并阅读了其中408篇文电,从中选出了13l篇原始文电编成此书。这一工作获得当时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的支持,也获得《纽约时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等有关方面的协助。《纽约时报》评价它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     

晚清八旗官学改革述论

晚清以来,变法维新的思潮兴起,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实行教育改革,全面培养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各类人才,成为了振兴国势必然要走的道路。教育的改革在同治朝已经出现了端倪,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诏变法开始逐渐实施,随着旧式教育体制的解体,各类大、中、小学学堂包括八旗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八旗教育的政策、体制、内容、科目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缕析了晚清以来八旗教育的转化原因和过程,以及各类八旗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具体情况和效果。     

晚清直隶名宦邹振岳的州县生涯简

邹振岳（1831—1893）,山东淄川人,自同治五年（1866）任直隶怀安知县始,先后在直隶饶阳、清苑、易州、宣化等任职知县或知州,光绪十九年（1893）卒于天津知府任。在二十几年的直隶州县长官生涯中,邹振岳致力于发展经济,重注民生;肃清民政,打击恶霸;创新实干,治理水患;教化民众,教育优先。其政绩为朝廷看重,在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     

张之洞“乖僻”爪录

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却又性情乖僻,其言其行多与常人迥异。张之洞待人接物傲慢异常,尤其是对那些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初见面时常以长者自居,设局刁难之事屡见不鲜。清末,梁启超到武昌讲学时,曾造访张之洞。一见对方乳腥未干,张之洞的傲慢劲又按捺不住了。他缓缓道：＂听说先生才高八斗、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早年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吏,洋务派首领,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祖籍河北南皮,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出身官第。张之洞以上四代为官,却以清廉在当时小有名气,但其高祖、曾祖和祖父,都仅官止于知县,父也仅做到知府,因此始终处在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在传统社会里,还算不上豪门显宦。     

浅析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学

1872年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学对中国近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政府对西方文化主动吸取地尝试。本文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论述了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必然性以及从一些主客观条件阐述了其可行性。     

晚清怪杰辜鸿铭逸闻轶事

辜鸿铭是一代奇人,是晚清及民国时候享有国际声誉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厦门同安。他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曾被一对英国夫妇收为义子。他13岁即赴欧洲求学,10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文学硕士学位。     

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开设

教育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早期实践中占有数量上的明显优势。清末新政后,教育博物馆经由罗振玉等游历日本的士人宣传介绍,引起清政府要员和教育界的重视,并被写入"癸卯学制"相关章程,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提倡和推广。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率先创设了中国第一批教育博物馆,完成了教育博物馆从理念传入到实际开设的全过程。     

试论晚清时期的教育创新

这一时期的教育创新,是以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明成果为前提;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以兴办新式学堂、废科举、改革教育体制为标志,以抵御外辱、治国安邦为目的,向封建传统教育发起冲击,使传统教育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特别是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府的相继创建,不仅结束了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历史,而且在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有着特殊而伟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