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生活

十月,刚刚军训完的大学新生正式开启自己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经历人生至关重要的几年。就时代而言,每个年代的大学生活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都让人同样难以忘怀。下面是一组20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生活片断。——编者     

大学新生如何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随着考上大学后环境的变化,学生们不同程度的产生了不适应的状况。辅导员应从"思想引导"、"学习指导"、"成才向导"、"生活辅导"、"心理疏导"这五大方面,对新生进行引导,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并融入到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中。     

我能上大学,不容易

我能上大学,真的不容易!因此,当我坐进贵阳师范学院办公大楼三楼上那个特大教室时,明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我自小爱读书,逛书店有瘾,这是父亲养成的。父亲颐光中在师范学院供职,每周六回到我们住的法院街,第二天又回学校。     

围城内外——西方大学的五味生活

大学的观念始于西方国家,直到今日西方大学仍然主导着大学文化发展的风向标。然而,国人对西方大学的认识,除去专家学者那些曲高和寡的学术研究之外,大多数人还是停留在雾里看花的状态。殊不知大学一如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品尝滋味。活生生大学生活应该更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也可以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跑警报”：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研究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数百次对昆明狂轰乱炸,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当地民众的战时生活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对昆明的大轰炸中,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也屡次遭袭,造成多名教职工伤亡,大量校舍和图书、仪器损毁。然而,敌人的轰炸并没有从精神上吓倒联大师生,大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空袭,在"跑警报"的过程中,人们的心态逐渐乐观起来。     

“跑警报”的大学生涯

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有空袭,下课"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叫雷海宗,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     

1953年，我们全班都考取了大学

1953年6月,我在长沙市一中高四班毕业,准备迎接高考。我们班是学校的重点班级,学校授名为“罗盛教班”。全班有40多名同学,政治思想和学业成绩都比较好。     

1950年代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1952年3月我终于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去剑美国留学。由于自幼在贵州山区长大,体会到关山阻隔之跨,连带文化、工商业、教育等之落后,     

“人民生活”编纂实例述评

在首轮修志中,有很大一部分志书都设立了“人民生活”之类的篇章,从部分出版的志书和未出版志书的篇目来看,第二轮修志基本沿袭了这个做法。本文试图通过对部分志书“人民生活”编纂实例的比较性评述,在设置、记述框架、记述方法等方面为编纂实践提供一点参考。     

王奇生“打入”国民党内部

那年高考结束之后,王奇生就一心回家千农活了。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那所公社高中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他没指望自己成为特例。不想成绩一出来,班上有一大批人上了线,考得最好的还去了北大历史系。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的五七大学生活

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主席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回忆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

开始有了高校统招 民国时期,大学都是自行招生的,考生到学校所在城市或设有考场的城市去考。像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里,大学多,外地大学也会到这里来设点招生。所以考生们难免要背井离乡,外出应考。而且为了获取经验,增加录取机会,只要考试日期不冲突,都会多考几个学校,     

“汉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2月19日至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中正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汉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房山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的四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上,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新出史料",对其中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作了     

以“大学精神”为引领，创新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迪求,理想和信念,是为大学人所认同的价值观,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大学文化的精华培育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又促进了大学优秀文化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跑警报":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研究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数百次对昆明狂轰乱炸,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当地民众的战时生活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对昆明的大轰炸中,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也屡次遭袭,造成多名教职工伤亡,大量校舍和图书、仪器损毁.然而,敌人的轰炸并没有从精神上吓倒联大师生,大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空袭,在"跑警报"的过程中,人们的心态逐渐乐观起来.     

当“九一三”成为我们的噩梦——一位飞行员的记忆

正44年前的"九一三"事件中,我担任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的副驾驶,由于未登机而活了下来。陈士印在3685号直升机上,与林立果的死党进行了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最终另一个飞行员被周宇驰枪杀,陈士印侥幸活了下来。对于"九一三"事件本身,许多史书都做了介绍,作为亲历者,我仅对我和陈士印在事件前后的经历做些回忆。我和陈士印都是1959年的中学应届毕业生,应空军招飞,成为空军飞行院校第15期飞行学员。我是高中毕业,所以年长他三岁。开始学飞     

大学时间 你学会和自己“独处”了吗

又是一年金秋十月,又是一年大学开学时。当我们挥别高考,告别军训,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学生活了。当我们走进校舍,看到巨大鲜红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新同学"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全新的奋斗模式,即将展开。     

法国大革命中的“极中派”——巴黎索邦大学皮埃尔·塞尔纳教授访谈录

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是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心(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的主任。其研究重点关注革命年间的思想、实践、人们的政治态度及革命研究的理论,同时涉猎大革命期间两种彼此迥异的政治现象。其一,政治舞台上的极端派,包括极左派与极右派,关注他们的组织方式与革命话语。其二,政治舞台上的中间派,他们如何以现实主义态度创建了一套温和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并以国家理由为名进行政治整合。其专著主要有《风信鸡的共和国——政治例外论:极中派的法兰西》(La Republique des girouette une anomalie politique:la France de l'extreme centre)《共和国时代,1776—1799》(Le temps des Republiques,1776-1799)等。该访谈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潘丹2013年5月在巴黎访学期间所作。     

布尔迪厄的“生活风格”论

"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是布尔迪厄代表作《区分》的核心概念之一。布尔迪厄吸收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涂尔干的原始分类学,以及马克斯·韦伯关于"生活风格"是界定不同阶级、阶层之关键因素的论述,通过分析不同群体日常生活消费的趣味差异,建构其现代社会分类学。"生活风格"是由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人们拥有的资本及其属性所决定的日常消费偏好,"生活风格"呈现的趣味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阶层,人们在社会空间中与生俱来所占有的位置及其变化,决定了趣味是必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人们因趣味而维持或者改变"生活风格",其实质是为了争夺社会空间的相应位置和阶级结构的再生产,"生活风格"因此具有其象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