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浊流、泡沫——中国青年党的历史状况

中国青年党是中国“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政党,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成员分化而成的一个组织。它虽滥觞于爱国主义的泉眼,但自成立伊始即流人了反共反人民的沟渠,因而成为了中国政坛的一股浊流。20世纪40年代虽然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     

张学良与武昌珞珈山

解放以前,我国的高等学校可以说是寥若晨星.30年代初,我在汉口的时候,号称130万人口的武汉三镇,只有3所大学,一所是私立中华大学,其校舍规模,远远不及江苏省立中学.但当时也是国内“闻名”的,因为国家主义派的曾(琦)、左(舜生)、李(璜)曾在此执教,该校一时成为反对革命的堡垒,以后成立的青年党,不少骨干分子都是该校出身的.     

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20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

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２０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闻黎明２０年代中叶,随着工读实验和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国家主义一度成为流行于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对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政策持有异议的思潮,在大革命失败...     

“体温表”与“试金石”:青年党的军事活动(1923-1935)

1923-1935年的青年党,并不像其建党元老所言,全在文化学术和教育上用功夫,而是极度重视军事工作,花费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以实践该党的“革命”方略.1935年6-7月,苗可秀被日寇逮捕杀害,该党军事活动至此告一段落.军事活动的失败,实际宣告青年党试图与国共一决高下企图的彻底破产.为继续生存下去,青年党被迫依附于国民党,改走所谓“宪政”之路.由“革命”到“宪政”,青年党军事活动的曲折命运,犹如一根“体温表”与一块“试金石”.借助它,更能准确地测量出民国政治力量对武力的依赖程度,更能深刻地认识民国政治力量残酷的生存法则.     

李璜与中国青年党

李璜，中国青年党的理 论奠基者和领导者， １９９１年逝世于台湾。 中国青年党是中国现 代史上曾盛极一时的政 党，号称是国民党和共产 党外的第三大党，成立于 １９２３年，一度在２０世纪的 ２０—４０年代的中国政治舞 台上十分活跃。但是，时过境迁，由于中国青年党坚持反共立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在１９４９年随国民党退台后，流于蒋介石的政治花瓶。后来虽说曾几次自我整顿，想有所作为，但大势已去，只能是勉强维持。时至 ９０年代的青年党已是远非昔日，在台湾的政治格局中连一个名分都谈不上了。一个曾红极一时的政党，就此走…     

曾琦:国家主义者的沉浮

正曾琦(1892—1951年),原名昭琮,字锡璜,因仰慕北宋杰出政治家韩琦而改名为曾琦,字幕韩。四川省隆昌县人。他是一个守旧的书生,对当时的新思潮不闻不问,但却是源自欧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信仰者;他是"五四"时期的最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更是民国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留日学生罢课归国的急先锋,也是依附蒋介石打内战的帮凶。历史发展浩浩荡荡,滚滚向前,曾琦逆潮流而动,终被     

抗日激流中的中国青年党

正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激流勇进,奋起抗击,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其中,号称"民国第三大党"的中国青年党也投身抗日激流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脱胎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随后陆续在全国成立了二三十个外围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到抗战前,青年党的组织自中央党部到各省、市、县,构成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抗战爆发后,     

论中国青年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青年党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正确评价九一八后的青年党,这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青年党高呼抗日,无非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     

张君劢、曾琦致蒋介石函

张君劢、曾琦分别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负责人,与张澜、邹韬奋等共同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发起人。此信内容为反对国民党在公务员、中小学教职员工中搞“集体入党”,反映了中小党派对执政的国民党挤兑其他党派作法的不满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等情况。     

父与子 两代人的家国

顾准被认为是“49年至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为自由思想众叛亲离,死于贫病,是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航标;而他的儿子高梁,现在却被贴上了“国家主义者”的标签     

1946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在Et本明确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举行的。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在1946年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起,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当代日本青年的价值观与行为

战前,日本青年人也和长辈一样把家族主义、国家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崇尚“忠君爱国”、“报效国家”,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气氛下,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几乎是划一的。战后,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逐渐出现了思想差距,而且战后初期的青年人和现代的青年人也有所不同。但是,根据“日     

试论抗战时期的中国青年党

抗战前青年党的组织,自中央党部至各省、市、县,构成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但自抗战兴起后,青年党中央党部由沪迁往汉口,不久又迁往重庆,其“在前方各地党务,因受战事影响,次第陷于残破,后方的各地党务,又因受党治的影响,渐渐趋于松懈,只有四川的党务,尚能继续维持”。面对这种局面,青年党决意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青年党在国统区的势力,遂于抗战初期制定和调整了其在抗战期间的活动战略:确定青年为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对农民之争取,也应特别注意,以求掌握基层民意机构和政治机构;确立川康两省为活动重心,建立根据地;采取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公开领导和发展秘密的活动基本策略,甚至要不惜利用落后的帮会组织,广树外围,力图发展自己的势力。青年党领袖人物曾琦、     

卢作孚之死

总公司事务的处理1950年冬至1951年,重庆传来消息,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先后被镇压,民生公司事务长萧怀柱(青年党人)亦被枪决,重庆市青年党主要成员郭经虞被捕。业务处副经理袁子修、财务处经理李邦典、运务处视察姚子久、护航队代队长胡魁等多人均被扣押审查。青年党成员中,业务处副经理陈国光、秘书刘子国(青年党老成员)被清洗。主持人事室的周雁翔亦先扣押后被释放、清洗。前南京分公司经理、回总公司后任业务处副经理的钱乔亦被捕,出狱后因案自杀。总务处船务由副经理张华贵主持,运务处由李若兰主持,稽核室吕庆如仍任原职,其他处室则…     

李璜

李璜,中国青年党的首领之一。别名幼椿,号学纯,又号八千。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生,四川成都人。1908年李璜13岁间入成都洋务局英法文官学堂学习,1914—1916年,在上海震旦学院修法语。在校期间,与曾琦、左舜生等相识订交。1918年,即在北京参加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由于该会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会员成份复杂,政治倾向很不一致,其中“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20世纪者,亦有以     

略论五四后中国政坛的裂变——由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谈起

五四前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主导政党,而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相继诞生,活跃政坛,中国政坛裂变而为三党竞革的局面。三党之间关系错综,各有其政纲和主义,分别充当不同角色,国共合作北伐,而青年党则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它们共同演义了五四后中国的一场国民大革命。     

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20世纪20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

《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