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松溪图》

陕西省西岳庙文管所收藏了一件明代画家董其昌绘制的山水画——《松溪图》。此画为纸本水墨画,分为两部分,上为题诗下为画面。大小相若,均高30．5厘米,宽24厘米。经观察,应属一失散的册页,后另被装裱成立轴。经故宫博物院刘九庵先生鉴定,《松溪图》为董其昌的真迹(见封三)。     

南宗北斗——董其昌诞辰450周年书画特展

今年是明代艺坛巨匠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再度联手合办“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书画特展”,推动中华文化及学术研究,将中国传统艺术通过澳门辐射至海外。该展于9月2日至11月20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四楼中国书画馆、中国陶瓷馆展出。董其昌是中国明代晚期杰出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在艺术创作与理论研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董其昌行书小园赋卷

一．董其昌在书学史上的地位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自,别署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福壬时,谥“文敏”,后世亦称董文敏。     

论黄庭坚与董其昌书法思想之异同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瑰宝,书法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闪闪发亮的行星。在我国历史上,书法名家可谓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书法大家如王羲之、柳公权、赵孟頫,这些都是我国书法启蒙的奠基人,而在书法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出色的书法大家,黄庭坚和董其昌就是其二。黄庭坚和董其昌的书法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的书法艺术都自成一派,各有各的特色,都被世人所追捧,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书法艺术的创作离不开日常生活的体会,每一个书法艺术作品都是作者对社会背景和时代特色的反映,书法家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书法艺术作品当中,让后人能够从中窥探到了历史的沧桑和作者的心路历程。本文将对黄庭坚和董其昌二位大家进行研究和探讨,探索二人书法思想的异同,针对二人的书法成就进行简述。     

千年笔墨,独秀一枝——浅谈董其昌及其书法艺术

阐明董其昌在书画界上取得的成就,本文主要通过赏析董氏书法的形式美与精神美体现出他在书法上的深远造诣,并得出后人应该借鉴其书法艺术所取的成就,学习其书法精神来促使中国书法艺术这一传统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创新。     

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     

从《画禅室随笔》读董其昌的书法艺术观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继赵孟瞓之后艺术贡献卓越的一座"高峰",《画禅室随笔》是汇辑他有关书学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文通过对其中书法艺术观的探索,揭示了董其昌由"合离"至"我神"的艺术学习观,以"修悟"觅"禅悦"的艺术生存观,会"众家"求"变古"的艺术创新观。这些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     

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当代解读及价值

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巨大,也引起较大的学术争议,一直是中国画史和画论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梳理各家解读上的分歧,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对我们充分认识“南北宗”论及其现代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华文化的复兴不仅需要创造新的艺术,更要继承优秀的传统,让优秀传统及创造这些传统的大师在当代艺苑中绽放出特有的光彩.今天再次研究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意义正在于此.     

晚明文艺思潮对绘画的影响─—徐渭、董其昌比较研究

本文以徐渭和董其昌作为个例分析,讨论了晚明文艺思潮对当时绘画风格、形式变化的影响。     

典范与变造:重读董其昌《集古树石画稿》

董其昌是明清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家之一,他对中国书画史的贡献不言而喻,有关董其昌其人与其作品的讨论,亦是400多年以来中国艺术史上长盛不衰的话题。然而,在董其昌繁多的作品中,有一幅画稿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作者通过对《集古树石画稿》的重新解读,呈现出董其昌对传统树石典范的继承和再造,以及在传递典范的过程中,对其所承载的精神意识的丰富。     

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另一面

明代后期的书法发展,导致了诸家纷争并立的局面,曾先后出现了并称四家的邢侗、张瑞国、董其昌、米万钟。相比较而言,董其昌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最大,但当时董其昌的书法并末形成派系。在其之后至康熙年间,董其昌的书法身价百倍,于朝野间影响颇著。清初的书法发展仍是帖学书法的继续,董其昌的书法是帖学书法的集大成者,因此,董其昌是明末众多书法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同时又是明清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     

浅谈苏轼、赵孟頫、董其昌在文人画发展中的作用

在谈论文人画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时,学界几乎都集中地注意到三个人——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但是,苏、赵、董三人的文人画理论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审美旨趣、创作实践更具有明显的区别。苏轼讲的文人画是士人画,结合他强调的士人画的特征及题材的象征意义,明显可以看出其在"高逸人品"、"不可荣辱"方面与董其昌是根本不应该相提并论的。本文旨在分析苏、赵、董三人在文人画发展中各自起到的作用,探讨他们为当时及后世文人画发展带来的影响。     

画为真山水——董其昌《古木清流图》

明朝最后一个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年),明王朝进入最后一位皇帝思宗朱由检的统治时期,他亟欲有所作为,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明统治。而此时官居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正闲居于家乡松江——座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江南小城,以他擅长的书画消遣时日(两年前,为了躲避魏忠贤等人的竖宦专权以及酷烈的党祸之     

千秋佳话于此卷——章紫伯法华饯别图卷

浙江湖州向以山水清远著称于世，而“高弁苍苍，可闻天语”的弁山因其北滨太湖而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山水自然风光，历史上吸引了无数的骚人墨客来此驻足，吟诗作画。元代四大家之一的王蒙曾隐居弁山，创作了被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的山水画杰作——《青弁隐居图》，弁山从此更名噪海内外。湖州市博物馆藏章紫伯等人所作“法华饯别图》卷，向世人徐徐展示了发生在湖郡弁山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佳话。     

俞紫芝兰亭序图卷初探

《俞紫芝兰亭序》图卷,又称“兰亭休禊图”,全长14．11米,宽34．1厘米,画心5．6米,跋3．93米。为纸本墨色,1959年7月8日上海文管会拨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     

从《昼锦堂记书画卷》看董其昌书画艺术

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为清内府珍藏并著录的著名书画作品。全卷书法与绘画相得益彰,互为增色,充分体现了董氏的艺术理念和精湛的艺术造诣。认真观察和揣摩此卷,对于研究和认识董氏的书画艺术十分有益,对理解和体会他的审美观点、艺术理论更为深刻。     

从撰铭到书丹: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与《项墨林墓志铭卷》

《项墨林墓志铭》系项元汴次子项德成请董其昌撰写的碑文。项氏家族曾两次请董其昌照原文书丹,第一次为制墓志铭碑,第二次为制神道碑。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项墨林墓志铭卷》书于明崇祯八年,是项元汴季孙项禹揆为镌刻神道碑请董其昌书丹留下的碑文墨迹。该铭概述项元汴的生平懿行与志业成就,是研究项元汴的基础文献之一,原文收录于《容台文集》卷八,墨迹本在原文基础上有所改动。该书迹是极少数证据充分的董其昌遗存真迹之一,也是体现董其昌取法创变和践行其书法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北大核心CSSCI

王鉴初学画时是以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理论为宗,中年以后逐渐与董其昌的理论疏离,追求“作家兼士气”的理想,演变成后来宽泛的师古,呈现出合“南北宗”为一体的趋势。“同宗而异趣”,王鉴走向了一条与董其昌以及王时敏、王原祁祖孙所不同的道路,最终与学生王石谷一起形成清初“四王画派”中的另一种风格类型。本文通过分析王鉴与董其昌在画法、画论方面的关系以及家族之间的渊源,剖析清初“四王画派”中,融南北宗画法为一体的风格类型的成因。     

董其昌佚文二则辑考——兼述与洞庭王氏、京口张氏的交谊

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的整理出版,嘉惠学林。然是书搜罗、补辑亦有不尽详备之处,董氏的诗文作品或有遗漏。由明万历间王氏三槐堂刻本《王文恪公集》及清代《京江张氏家集》之中,便可摭拾两篇董其昌佚文,为《震泽先生集序》和《明布政使司经历绍南张公传》。二文皆作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对这两则佚文进行辑考,既可弥补《董其昌全集》的缺漏和遗憾,更为考索董其昌与洞庭东山王氏、丹徒京口张氏的交往增补了新证据。     

董其昌复古思想探析——以《论书并书杜甫诗》卷为例

董其昌作为晚明时期具有独创意识的书画家之一,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其书风形成起着极为关键作用的是他的复古思想,本文以董其昌晚年作品《论书并书杜甫诗》卷为例,来对董其昌的复古思想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