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惠河

北京通惠河自明代嘉靖七年(1528)吴仲修复以后，历明清两代始终通畅不废。公元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随即议立北京为京师以后，通惠河仍承担运输漕粮入京的任务。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津铁路竣工以后，海运漕粮由天津通过铁路直运北京，不再经过通州，通惠河数百年来转输京师天庾的任务才算告终，转以运送各地商货入京为主。但是通惠     

清代乾隆中、晚期的潞河漕运——《潞河督运图郑》的初步研究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通州是左辅京师的东大门，是京畿仓储所在，地位十分重要。同时，通州由潞河可达天津而人海，南循卫河(也称御河)可控江淮，陆路扼东北诸关塞，是水陆要冲、舟车辐辏的交通枢纽。史载通州当年千樯云集，车毂织络，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也。特别自元以来，每年由东南地区供给京师的数百万石漕粮，不论海运、河运，     

清代内河漕运与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江都为例

<正>内河漕运是指漕粮通过内陆河流运送至京师的活动。清代的内河漕运沿袭明制，“用屯丁长运”^[1]3565。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1]3566，清代内河漕运由此开始。在内河漕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单一的漕粮运输活动，演变为以漕运为主、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活动(包括地方社会的商业、农业、基层民众生活等方面)。清代江都县，地理位置优越，因内河漕运而发展成交通便利、人员密集、物资集聚的繁荣城镇。但随着内河漕运逐渐停滞，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趋于衰落。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的农田水利

明清时期海河流域的农田水利张芳海河流域在明清时期为京畿之地。为了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每年需从南方漕运大批的粮食。明清每年额定的漕粮为４００万石。但漕运艰巨,“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①。为了减少对南方漕运的依赖,明清两代都重视发展畿辅地区的农业生...     

历史时期北五湖研究综述

北五湖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上起了重要的水柜作用,使运河保持畅通以达到漕粮北运,维系了明清京师的命脉。但是北五湖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亡。本文试图对近些年来的对历史时期北五湖的研究从历史地理角度略作其形成变迁的介绍和评述,并试图找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探索该领域今后发展的新方向。     

隋唐漕渠在灞河以西的走向

<正> 隋唐漕渠是关东漕粮运往京师长安的重要运输线,基本上是在汉代漕渠的基础上加以疏浚开挖而修成的。其流经路线在灞水以东与汉漕渠路线大同小异,灞水以西的流路,诸书除了记载其起点在咸阳县西18里的兴成堰以外,均略而不谈,只有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中说过一句“因古渠自华阴入渭”。后代学者也很少有详细的考证,嘉庆《长安县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

晚清漕粮海运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恢复海运扩大漕粮海运的参与省份,调整海运规章、抚恤海运群体,扶植轮船招商局、促进漕粮运输工具近代化等方式,对漕粮海运的变革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     

明代淮安的常盈仓

淮安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运的交汇处,为漕运和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淮安作为漕粮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包括漕运总督在内众多的漕运管理机构和官员,其中就包括淮安运河水次仓——常盈仓。淮安运河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明代淮安是漕运重地,江南几乎所有的漕粮都要从淮安起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漕粮的存储和管理,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

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元初族群政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

元人视漕粮海运为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而其创立过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元灭南宋后,阿合马就着力开通江南至大都间的漕运,然在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受挫。至元十九年,伯颜为首的江南政治集团提出试行漕粮海运,南人海运群体得以进入帝国漕运体制之中。桑哥执政时引入回回人群体掌管漕粮海运,压制南人势力的扩展,不过这也使得海运逐步成为帝国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元初忽必烈灵活、实用的族群政策将朱清、张瑄等南人海运群体收服于海运体制之中,然成宗朝时,朱、张等试图突破帝国族群政治的桎梏,终至败亡,此后元廷注重各族群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建立蒙古人为监督,色目人、北人、南人互相制衡的漕粮海运体制,而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为漕粮海运在元末的崩溃埋下伏笔。     

清朝首次“漕粮海运”与护航将领关天培

正晚清民族英雄关天培,45岁那年,曾有过一段"敢为天下先"的"漕粮海运"督押粮船经历。他的这段经历,又同清朝中晚期朝野上下漕粮河运还是海运的政策争论密不可分。见微知著——从关天培督运海运一事,我们或许能看到古老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近代文明的蹒跚和艰难,正如古语所云:知易行难。漕粮海运:艰难的抉择"漕"是水道运输。《史记·萧相国世家》:"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

18 2 6年的漕粮海运 ,是清朝的首次漕粮海运和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陶澍、魏源等人直接参预的重要政治活动 ,因而是研究清代漕运和评价陶澍等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在资料选择上的过于倾向性 ,导致以往学者对此次海运的评价 ,有普遍的拔高之处。本文即就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观点 :“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批驳 ,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 ,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

清康乾年间,漕粮与耗羡蠲免以及蠲免政策、制度更趋完善。当时虽有"漕粮例不蠲缓"之说,但漕粮的蠲免有因灾蠲免、逋欠蠲免、缓征、普免等几种类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例。"耗羡归公"以后,耗羡的蠲免也被提上日程。至于蠲免佃户之租,康熙年间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灾蠲"而言,乾隆即位以后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恩蠲"而言,因蠲免事例不同,导致了蠲免佃户之租的差异。同时,在康乾时期,蠲免分数的变动、勘灾的规定及违例处分、报灾期限的规定及违例处分、蠲免钱粮与由单刊发的结合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道光年间的崇阳抗粮暴动

大约自十九世纪初期,清王朝开始步入危机重重的年代,官僚机构冗员充斥,行政效率日益降低。人口的过分膨胀已经超出了当时农业生产力所能维持的水平。鸦片贸易的逆差使清朝的财政严重短缺,经济面临崩溃。清代政府对漕粮的经营——历来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也腐败不堪,各级机构人员冗杂,漕粮每次易手或每过一关,都要被盘剥搜刮一次,使漕粮浮收问题越来越大。而地方官员刚把这种财政负担转嫁给粮户,造成每户实际交纳的米谷比原定额往往高出数倍。这种粮税的剥削造成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此起彼伏的抗粮运动。这些运动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下游漕米负担最重的地区。这些抗粮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大都出地方下层士绅所领导。因此它不仅是中国十八至十九世纪社会矛盾和     

京师图书馆述略

京师图书馆述略李镇铭京师图书馆的创建京师图书馆始建于１９０９年,即前清宣统元年,是当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７日正式向读者开放,距今已８０多年。清代末年,推行新政,首倡废科举、兴学堂,仿泰西诸国创建各种图书馆,提出在北京设立京师图书馆。光...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