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论辩与北宋神宗朝的人事大局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关于理财问题的著名论争,一次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战,在贤良文学（儒生）与御史大夫桑弘羊（法家）之间发生的一次关于盐铁专卖问题的大论争,另一次便是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延和殿论辩,主要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理财问题的激烈论辩。这样千年等一回的论辩历来备受人们关注,但延和论辩的历史意蕴还有一些值得发掘之处。     

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争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现代化问题大讨论。论争涉及问题之全面与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考察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得失,对于中国现代化思潮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拟就这场争鸣的原因、内容及评价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梁启超认识社会主义的两种取向

梁启超是从价值取向和实用取向两个方面来看待社会主义思想的。前者使他站在传统价值立场上来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虽导致一定程度的曲解,但也避开了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后者则使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了调适改良的道路,虽不合历史潮流,但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实用态度和具体见解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不乏启发意义。     

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

在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中,郑观应虽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称,但是严格地讲,他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的改良主义较多地表现在口头上、笔墨上,一旦变法来临,却畏葸不前,置身事外。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     

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

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候宜杰康有为、梁启超和立宪派在政治上属于什么派别？以往的论作众口一词,莫不给他们加上一个很不光彩的头衔,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改良派、近年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发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的不平之鸣。有的将改良与改良主义加以区...     

洪亮吉与章学诚的修志之争

洪亮吉和章学诚同为清代中期修志名家,在方志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日常的学术交往中,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由于两人修志观点的不同,在纂修方志的问题上却有一次论争。这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由于学术思想的差异所致。     

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现代著名作家施蛰存以小说闻名文坛,而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派杂文,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就有《“现代”诸家》专章介绍。而且,30年代,施先生与鲁迅先生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更使他名闻遐尔。 近几年来,我曾多次拜访过施先生,并问及他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略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续)

列宁在1913年批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说:“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同对待一切政治问题一样,很象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向民主,另一只手(背地里)伸向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叫喊说,我们反对特权,但是背地里却向农奴主时而乞求这个特权,时而乞求那个特权”。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企图维护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特权的思想,不只是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等人有,即     

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清代学者章学诚与戴震曾就方志纂修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论争。关于论争的原因,晚清民国学者多从心理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分析,今人的分析则兼及二人现实境遇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多将此次论争视作学派、学科之争,但这种观点遭到当今学术界的质疑。如何评判章、戴双方观点,早期学者倾向扬章抑戴,而近年来出现"为戴震正名"的趋势。     

论五四时期的“男女社交公开”思潮

本文探讨了“五四”背景下的“男女社交公开”思潮中新旧两派的论争,这一论争主要体现在是维护还是背叛封建礼教的问题上;分析了进步知识分子关于“正当”“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的思考;考察了该时期“男女社交公开”思潮的主要实践成就及其局限性。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     

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梁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一、2 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 ,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 ,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 ,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 ,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 ① ;关于后者 ,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 。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 ,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 ,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 ,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     

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及其书目实践

目录学是书目工作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目录学做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我国历代的政治家和学术界都重视目录工作,借目录以为政治目的服务,梁启超就很重视目录学。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清末著名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与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国外,辛亥革命后归国。一定的目录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戊戌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学习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技术以求自强。梁启超的目录学主导思想便是“国家欲自强,以寻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寻译西书为功”,以此通过书目宣传西方思想、文化、技术。     

王韬卒年月日考实

王韬是近代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关于其生年,他自己有明确的交代,而其去世的时间,则历来有多种说法,出入很大。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最早提出王韬在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后,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谈到国际问题的那一部分,正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原则上完全同意这个部分,只是认为在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一条上补充含糊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改良主义欺骗,是现在争取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重要策略措施之一。此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及策略上的差别,是共产国际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条作出补充。     

戊戌维新时期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并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所进行的第一次制度变革尝试,其主旨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维新派的制度变革主张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而制定宪法正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他们较早期改良主义者更为成熟、更为进步的重要标志。不过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对宪法的实质还缺乏清醒、正确的认识,这决定了他们以“定宪法”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制度变革实践不可能取得预期成功。     

离异与回归: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的两次思想转变

在戊戌变法中以改良和立宪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思想出现了明显的离异倾向。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不断发表政论性文章,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主张,被郭沫若誉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①。然而,1903年下半年初,梁启超的立场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思想从主张反清和民主共和回归到主张改良和君主立宪。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两次重大转变,原因非常复杂,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及其所处时代一些问题的认识。1898年9月,慈薄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浙台…     

陈独秀与安徽拒俄运动

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藏书楼所组织的拒俄演说会,在20世纪初的全国拒俄运动大潮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安徽的思想发展史上,是一块里程碑。在拒俄运动之前,安徽的思想文化界,大多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主张立宪改良以反帝救国,在此之后,由于清朝统治者对群众性的爱国运动的镇压,使参与运动的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知识分子看清了清王朝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狰狞嘴脸,从而挣脱了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走上了推翻清朝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关于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是非功过,历来就有不同评价。有的认为梁启超从伪装革命到公开反对革命,始终是革命派政治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有的则认为梁与革命派殊途而同归,革命派固然居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之首功,梁启超亦应“侧身一席”,因为他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究竟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辨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过是非,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阶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