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

1942年,石璋如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形制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开中国学者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之先河。50～60年代,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常书鸿先生,组建了考古组,邀请宿白先生作《敦煌七讲》。60年代以后,敦煌石窟考古工作主要进行了莫高窟南区洞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南区洞窟、崖面建筑遗迹的测绘和记录,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发掘等。这些成果和资料,应尽快整理和刊布。     

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综述

作为学术史综述,敦煌西夏洞窟的研究,以现有的成果分别从综合研究、分期研究、洞窟营建、专题研究、洞窟个案(包括莫高窟第3窟、第465窟、榆林窟第3窟)、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特征、供养人图像、经变画、彩塑等方面的研究入手,对敦煌西夏期石窟研究进行了回顾,并作了简单的展望。     

敦煌石窟归义军首任都僧统洪辩供养像考——兼论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随侍现象

洪辩作为敦煌张氏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参与过张议潮推翻吐蕃的起义,是敦煌名僧,藏经洞保存有他的彩塑写真像,为学界所熟知。洪辩在莫高窟营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据敦煌写本记载他在莫高窟建"七佛药师之堂""法华无垢之塔",另据研究第16窟也是他的功德窟"吴和尚窟",因此他在莫高窟应该有相应的供养像,可惜因这些洞窟均经后期重绘,洪辩供养像的信息尚不明确。但经我们考察研究发现,在张议潮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发现有洪辩的供养像,这与藏经洞洪辩彩塑写真及对应壁画组合有密切关联。更为有趣的是,经仔细梳理第156窟供养像的图像和历史信息,在第156窟洪辩像后跟随着同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养像,他们师徒二人一起出现在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中。洪辩和其弟子悟真供养像在第156窟的发现,从供养像的角度,为敦煌佛教及其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洪辩写真像与供养像的图像组合关系,简单探讨历史时期佛教高僧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侍人""侍者"现象。     

百年敦煌壁画

据史料记载,乐傅于366年开凿了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个涧窟,但现在仍不清楚到底哪个窟为乐傅所开。他开的第一窟很可能被后人改造或早已坍塌不存。一般认为,现存最早洞窟是大佛殿北边的第275庸,我们注意到早期若干洞窟如272窟、267窟等都在这附近,而且267、268、269、270、271等窟是若干小禅窟套叠在一起,几乎可以合并为一个洞窟,可见早期洞窟体量之小,亦可见莫高窟洞窟形态一直是变化的。     

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

本文对莫高窟第409窟、65窟和榆林窟第39窟的开凿年代提出了新的认识。作者根据对莫高窟第40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对该窟重修于西夏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该窟是西州回鹘阿厮兰汗在敦煌重修的洞窟;根据对榆林窟第3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指出该窟亦是西州回鹘皇室成员或达官显贵在敦煌开凿的洞窟。以上两个洞窟的重修和开凿年代都为北宋末年。此外,作者根据莫高窟第65窟存留的西夏文题记及与重修壁画间的层位关系等,提出了该窟重修年代不是西夏初年而是北宋末年的新观点。     

石窟空间与仪式秩序：重建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禅观程序

本文以新疆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为研究个案,尝试通过石窟空间结构和造像题材布局,解读洞窟组合中各座洞窟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并复原洞窟规划设计的内在逻辑和禅观仪式过程。其中,佛殿窟第30窟以三维泥塑和绘制大型立像的形式供禅观者观佛相好,僧坊窟第32窟以禅观僧朝向规定仪式观想次第并开凿禅室供禅师入定修禅,佛殿窟第31窟通过主、次轴线定位洞窟的视觉中心焦点,实现诸佛为禅僧示现作证的空间感受。三窟以洞窟组合的形式分别承担着禅修程序中的不同功用,具有内在的空间秩序和图像逻辑,与禅修者的禅观行为形成相为表里的互动关系。     

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

本通过对俄藏敦煌艺术品的收集过程与特征分析,结合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同类物的比较研究．分析指出俄藏敦煌艺术品的主要来源是奥登堡考察队在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挖掘所得,同样的道理,表明俄藏敦煌献中的部分也存在相类似的情况。并指出在研究中对俄藏敦煌艺术品与俄藏敦煌献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物献结合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

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有很大一部分是经过后代改动的。这种经过后代改动的洞窟,结构发生变化较普遍的是洞窟入口甬道。一般原洞窟甬道是(?),开口较大,后代多将甬道加砌抹泥改为马鞍形∩,甬道缩小,因而形成重层甬道(复壁)。据初步调查,这种甬道有三十来个,其中十分之八是唐代洞窟,而且底层原壁画大部保存良好。220窟就是其中之一。 220窟的表层壁画,包括甬道在内,全系西夏时期绘制。1944年夏,前敦煌艺术研     

封闭对敦煌莫高窟洞窟温湿度的影响

环境温湿度是影响文物保护的关键因子。本研究通过对莫高窟北区(132窟)封闭与开放洞窟的监测,对比分析了封闭对洞窟温湿度的影响,并通过人工冷凝确定了洞窟水分的主要来源。开放洞窟的温湿度随大气波动变化,但日温度波动幅度较小;潮湿天气对洞窟湿度影响较大,窟内温湿度主要受外界天气过程影响。相应地,洞窟封闭可消除外界气候及其温湿度日波动的影响,但可导致窟内湿度增高,这说明有来自围岩的水分进入洞窟。长期的封闭会使空气相对湿度明显增高,激活盐分,不利于壁画的保护。而在封闭洞窟内安装冷凝除湿-温湿度控制系统可有效地控制洞窟内的温湿度。洞窟水分的有效收集,证明有来自围岩的蒸发水分。洞窟封闭对比研究为洞窟类文物保护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宁夏须弥山北周洞窟建筑及造像探析

须弥山北周洞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其洞窟建筑形式大致可分为中心柱窟、方形禅窟及僧房窟三种类型,造像风格与北魏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雕刻手法纯熟,形式变化多样,表现手法趋于写实。须弥山北周洞窟的形成与地方官吏的大力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受到来自麦积山、巩县石窟的影响,并融合了北齐石窟的特点,直接反映了北周时期都城长安新型造像的特点。     

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和影像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影窟是为河西都僧统或其他有名的高僧大德而专门修建,窟内塑绘有都僧统或高僧大德的影像。影窟是敦煌家庙窟的一种类型,其功用就是纪念和瞻仰,是敦煌世家大族家庙窟的特殊体现。影窟内影像的塑绘,影响着莫高窟归义军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更多具有邈真(写真)的性质,而其供养性质则处于次要地位,因而使这一时期的家庙窟具有真堂的性质。     

敦煌李贤及其功德窟相关问题试论

北朝重视对敦煌的管理和经营,先后由令狐整、令狐休、韦填、段永、李贤、于义等显赫人物相继担任敦煌统治者。北周时期莫高窟共建洞窟15个,敦煌佛教的兴盛与李贤、于义有密切关系。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确认莫高窟北周第290窟为瓜州刺史李贤所建的功德窟,并对李贤与敦煌、李贤与敦煌李娃的关系以及李贤功德窟供养人画像与题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邮票上的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莫高窟４９２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在《敦煌飞天》大型画册序言中说：“总计约四千五百余身。”可以说,莫高窟是全世界和全中国佛教石窟、寺庙...     

印度佛教塔堂窟概述——兼谈对中国石窟的影响

在印度佛教石窟中,塔堂窟是一种重要的类型。印度的石窟群约有五十多个,洞窟总数约1200余所,地理分布较奇特,十之八、九位于孟买一带。此外,在比哈尔邦、安德拉邦以及旁遮普邦也有少量分布。这也许是由于印度西部的岩石较其他地区更适于雕凿的缘故。其中大约有300所洞窟属婆罗门教与耆那教,佛教石窟中以僧房窟居多,而塔堂窟仅有二、三十所,这种数差应源于众多的僧房窟环绕塔堂窟分布的寺院布局特点。随着佛教的东传汉土,塔堂窟与中国本民族的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造就了中国特有的中心柱窟类型,因此对研究中国石窟的发展源流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

龙门石窟不但有藏尸的瘗窟,而且还有葬灰的瘗穴,这是在龙门首次大量发现的佛教岩葬瘗穴遗迹。笔者对这一佛教瘗葬文化遗存作了系统考察,现将结果报告如下。一瘗穴根据龙门石窟的窟龛形制与大小,窟龛内容与设施,窟龛功能与作用,所有窟龛可分为造像的像窟(含龛,下同),坐禅的禅窟,葬尸的瘗窟,葬灰的瘗穴4类。像窟无需赘述;禅窟是僧、尼静心思虑,坐禅修行的洞窟;瘗窟是埋葬僧俗尸体的洞窟,瘗穴则是瘗藏僧人骨灰的洞穴。因前三类洞窟已     

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正当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非常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4—11世纪的古代遗书与物。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由是出世。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万佛峡揭秘

万佛峡又名榆林窟,位于敦煌东北安西县西南75公里处的祁连山谷中.洞窟开凿在榆林河两岸,东崖30窟,西崖11窟,东西相距100余米.它不仅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与名闻天下的莫高窟并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姊妹窟".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珍贵的艺术宝库多年来却很少为人所知.     

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

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郑炳林张金炫，吐蓄时敦煌乾元寺僧，曾任吐番敦煌佛教教团僧首都教授之职，主持修建了其功德窟莫高窟第１５５窟，敦煌写本邀真赞中保存有张金炫和尚的邈真赞，是敦煌佛教教团中一位很有声望的高僧。关于张金炫，竺沙雅章、陈祚龙、荣新江、马...     

西夏时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当时称"文殊堂")营建于五代,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主室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被认为是敦煌的"文殊五台山道场"。西夏统治敦煌时期,重修此窟甬道,新绘制了炽盛光佛经变。对以文殊五台山信仰为主题的第61窟进行重修,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五台山信仰的特点,而炽盛光佛也是西夏时期流行的造像题材,说明西夏在重修时也引入了自身信仰的新的美术题材。西夏重修第61窟体现了西夏在洞窟重修方面新旧兼顾的特色。     

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萨戒坛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为例考察

菩萨戒是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戒律,为汉传佛教的僧人与《四分律》一同受持的大乘戒律。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菩萨戒经典、大乘布萨文、菩萨戒牒等菩萨戒文书,说明菩萨戒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流行。论文认为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画中高僧传授戒律画,主室窟顶赴会佛及千佛图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萨屏风画与东壁门两侧独特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等图像内容是对敦煌大乘佛教菩萨戒自誓得戒、忏悔等思想的生动反映,而第196窟即为敦煌莫高窟菩萨戒坛窟的一个代表性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