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果断指挥海城避震

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回想当年大串连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掀起了席卷神州的红卫兵大串连狂潮。当年正读"大三"的我,曾经怀着狂热的忠诚两度串连,留下了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也成为人生厚厚的案卷之中一页发黄的文档,让人回首和反思。     

“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

宿城即宿州,也称宿县,曾是中共宿县地委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蚌埠地委一分为二,淮河以南划归滁县地委,淮河以北划归宿县地委。我由原蚌埠地委办公室被分配到宿县地委办公室,继续担任抄抄写写的秘书性文字处理工作。虽然我不是什么重要头儿,也没有任何实权,工资待遇更是菲薄得可怜,但领导还算信任我,我的那份差事曾为许多人所倾慕。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那紧张有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一下全打乱了。“文革”中,宿县地委机关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地委副书记郭永锡,因不堪屈辱,跳楼自杀;原副专员…     

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邓子恢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农业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即1953—1955年春,在制定农业大政方针和实施步骤上,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观点一致,思路相同。但1955年后,由于最高决策人头脑发热,脱离农村实际,使他的正确主张和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和实施,反而成为被批判对象。1955年5月5日和9日晚,毛泽东南巡回京后,两次召见邓子恢,他要改变一个月前同邓商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明显透露农业合作化要加速,故问邓子恢：“1957年农业合作化40%可不可以？”邓子恢当然知道统帅的意思,但他想到农…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思考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号召,“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人们反思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笔者认为,这是把阶级斗争     

我在增城五十年（下篇）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界称之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最近翻阅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看了毛泽东最后一年的谈话和活动的记载,想起2010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后引起的争议。这篇文章引用了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忧虑政局会有剧变,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     

从“洪常青”到阶下囚

刘庆棠曾是样板戏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是那么英姿勃勃、气宇轩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众多少女心驰神往的“白马王子”。但是，“四人帮”垮台后，这位样板戏的宠儿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从党代表到阶下囚，他的经历是疯狂的。[编者按]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 ,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为了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 ,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具体言行应予辩证扬弃。批判前人的失误 ,应取适度宽容的历史主义态度 ,不宜苛责。为了保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质并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应永不动摇地坚持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确定的框架看待党史、国史。     

“文革”前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交往

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九表兄王季范进京。在中南海的那次洗尘晚宴后,毛泽东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王季范。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表兄,极富感情的毛泽东悲从心来：“九哥,……”毛泽东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他才哽咽着说：“你把德恒(王季范长子)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说着说着,止不住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我所知道的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回忆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1月3日,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4月县革委会实行了精兵简政。很快,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成为在全国推广和学习的典型。那么灵宝县的精兵简政到底是怎样的呢？现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并适当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详述于后。     

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运动初期．河南省灵宝县炮制了闻名全目的“精兵简政”典型,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灵宝经验的热潮。 事情的缘起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经全面夺权,至1968年9月西藏、新疆两地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全国大陆省份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此即实现了,当时所谓的“祖国山河一片红”。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亲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凡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对“红卫兵”这个字眼都不会陌生。因为,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直接推动了它的发生和发展,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支持。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平均12天一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1300多万红卫兵大军。我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