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周作人与顾颉刚便是其中的代表。     

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诞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立和歌谣的采集及研究为代表,吸引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等当时的优秀学人参加。歌谣运动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与促进,实现了中国学术眼光向下的革命,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实证的比较研究法、传说的历史演进研究法、歌谣采集的田野调查法等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推动歌谣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歌谣研究理论的成熟、方法的运用、研究队伍的确立、标志性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还需继承歌谣研究的优秀传统,进一步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建立陕北民俗博物馆的探讨

民俗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民俗博物馆,又是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下的一个分支。对民俗学的研究,就国际范围来说也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人曾进行过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民俗学在我国的复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而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全国各地的民俗博物馆,是屈指可数的,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间的习俗,是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当代中国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等社会变迁,整个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进一步导向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曾备受期待,但由于缺乏新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止步不前;而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中国民俗学的当下危机与发展机遇（代主持人语）

现代民俗学在其诞生之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与人文学或日文史之学密不可分,其学术从业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乃至哲学家,文史修养深厚,而研究所赖以展开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多是文献史料。民俗学的此一学缘造就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的重要差异,     

民俗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怎样看待民俗史的价值和意义呢？很多同仁在报告中也经常提到,钟老也总是强调民俗的价值。民俗的现代价值在中国的学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呢？其中大多是负面的评价。那么,要充分认识民俗的当代价值,民俗学的工作在其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中国的民俗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学人拿来做当下的社会调查研究,但当下的调查在中国现代有个缺陷,     

学科反思、学术批评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算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俗学的盛衰沉浮一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息息相关。当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与文化     

贺麟的新儒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贺麟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在汇通中西文化方面成绩卓著。回顾与反思以贺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对于进一步思考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与建构很有意义。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潜在共识,但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中的妇女问题研究仍没有被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探讨,妇女问题研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依旧晦暗不明。以歌谣与妇女研究为中心来分析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体取向及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会注意到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从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文学,认为由于未受礼教的熏陶,乡村妇女的文学在形式上质朴自然,不受咬文嚼字之累,在内容上更敢于表达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问题,认为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是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无论是对妇女文学的赞颂还是对妇女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所建立的一套礼教制度,妇女问题成为其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参与社会改造的浪漫主义路径。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