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葬非葬：清代江南地区的浮厝习俗

清代江南地区盛行停棺不葬习俗,浮厝棺枢存在浅土厝与砖厝等型式。由于江南地区同时存在浅葬与浮葬的习俗,使得浮厝之棺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似葬非葬的属性,与墓葬难以区分。浅土厝尤为明显。在清代司法实践中,甚至将其作为墓葬对待。砖厝因与传统上“覆土为坟”的观念相悖,在正统观念中是作为浮厝存在的。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作为一种葬式存在,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清代江南家学兴盛原因初探

“家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华文化史上悠远绵长。家学在江南发展甚早,清代是江南家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极盛阶段。本文试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科举制以及江南儒商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三方面为切入点,分析清代江南家学兴盛之原因,为进一步纵深研究清代学术史作铺垫。     

酒与茶两种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

酒和茶是人类发现、发明后加以制造利用,又反过来对人类自身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种饮品,它们那是人类的物质消费品,但人却因为消费而对它们产生了精神、生理上的依赖,在中国古代,酒和茶都与社会文化发生了程度和范围不等的关联,成了中国文化中两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能力。并且酒与茶也在人们的社会历史、精神物质文化生活中发生了密切相关的联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探明这两种文化符号的独特意义,将有助我们去深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 (一) 世界各地的多种文化在其兴起之日起,就各具其特色,人们所食用的物产也因其所处地域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是酒却是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一般而言,酒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因为酒是用农作物尤其是粮食制作的。“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五齐三酒,俱用秫、稻、麴蘖、鬯酒用黑黍。”传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便有了酒,文字有《太平御览》:“神农耕而作陶”,而陶是用来盛酒的,《抱朴子》载,黄帝造酒泉法,以曲米和成丹药;《素问》载:“黄帝命作汤液酒醴以为备。”实物则有如龙山遗址中尊、(?)、盉等陶制酒器,大汶口遗址中的灰陶尊、白陶豆、黑陶杯等酒器,以及甲骨文、金文中便有“酒”字等等。可见,酒在中国的出     

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

辽墓出土的墓志及墓幢等石刻文字蕴含着虽零散但却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人丧葬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辽人丧葬习俗诸如“停柩权厝”、“遴选墓地”、“营造墓穴”、“卜占葬期”、“依礼下葬”、“褙葬先茔”、“特殊葬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弥补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对丧葬习俗记载、反映之缺漏,丰富辽代丧葬文化之内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与丧葬文化相关的辽代社会史之研究。     

铁浆已固，挽歌长存——浅析短篇小说《铁浆》中的传统、现代与人的命运关怀

在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如果取其横截面加以研究分析,“传统”、“现代”与“人”的关系,必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与“现代”是人们不断面临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明、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代表着过去的历史习俗的演变与积淀,而现代的文明、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生活方式,却象征着即将到来的时代与潮流。人处在这两种悖论的冲突中心,一直担任着复杂的角色,而人的命运在这两种力量的交锋下,也显得无奈与身不由己,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与关照。     

走西口·旅蒙商·晋商

关于走西口的“西口”流行于晋、蒙、陕、冀交界处的二人台剧种中,有一出最富有代表性的剧目就是“走西口”。该剧的剧情叙述了新婚不久的太春玉莲夫妻,迫于生计,丈夫不得不出口外谋生而忍痛别离的故事。剧中那依依恋眷的表演和撕心裂肺的唱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戏剧“走西口”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走西口也有相传。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到底是指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泛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西口”是戏剧所叙,就不一定在“实”字上加以考证,清代山西遭年馑绝非一次两次,大批饥民…     

苗族古代文学

勤劳智慧的苗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影响和贡献,极其显著。苗族文学可分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文字文学)两大类。民间文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诗歌,一是故事,两者皆兼有说唱。诗歌在群众中运用广泛,影响深远,是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素有“苗家是诗歌的海洋”之称。散文式的传说故事,在苗族文学中也很普遍。书面文学也有两种形式,即诗歌和故事,古代     

我对文明冲突的初步理解——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

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 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自古以来就有,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普遍现象。当两种孤立的文明相互接触时就会产生碰撞,就会有矛盾,任何两种文明之间都存在差异。“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个社会、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之间都存在差异。差异不仅仅指两者之间的不同,也指两者之间的差距。所谓“差”是指它们发展程度的高与     

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铸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长期并行发展,一方面又相互冲突与融合,交织构成了迄于17世纪清代统一中国南北的全部历史。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     

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

秘密社会是清代历史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秘密社会的存在,对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有过重要影响,因而一直受到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秘密社会更为人们所瞩目。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探析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向同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建设过程中协调各民族彼此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所有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表达。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意识观、实践观、历史观出发,多维度审视“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勾勒出“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独特面貌和重要形象。从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方式入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其注重在讲故事、讲道理、讲政治的统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通过掌握各民族群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泽州民间文本看清代华北乡村的跨村社祈雨

祈雨是清代华北乡村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清代山西泽州,村社祈雨仪式一般都会跨越本社界限,长途跋涉.跨村社祈雨可以分为辐辏式和直线式两种.直线式祈雨以社亲为勾连,由横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村落来完成.整个仪式中,浩荡的祈雨队伍、长途的跋涉、繁琐的村社见面礼、复杂的“还功”[1]以及村社权威“社首”在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都说明,此类祈雨活动并非仅为祈雨而来,也是独立的社在其它村社面前的一种权威展示.     

浙江“文物之邦”的形成及其标志

浙江乃“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这是清代初叶,人们对浙江的赞誉.文物之邦也就是文化之邦,文化发达的地方,实际也是对浙江历史发展的总概括,对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评价.因为当时的浙江,确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一种典型地区.当时的浙江是现代浙江的昨天.弄清“文物之邦”因何而云然,对研究中国的昨天与关注浙江明天的人,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从“地方”镜像到“故事里的中国”:本土故事的现代张力与意义

本土故事是依附特定区域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产生并承传的,具有“在地”“在场”的可感性。本土故事以其保留的原生地场景,为我们提供了“别一种”感知地方、建构知识、思想与智慧的可能。与通识意义上的现代叙事比较,本土故事的价值与魅力在于能够导引我们进入具体的生活世界,进而从故事中的“地方”镜像发现“故事里的中国”,建立起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文化链接。随着新的地缘文化审视与研究的展开,对本土故事的概念及其内涵应重新审视并理性认知,基于这一视域,本土故事或可再次将“地方”照亮,成为理解“地方”乃至现代中国的切入点,而“故事里的中国”也将成为极富现代意味的“时尚”表述。     

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

清代康雍乾三朝,以郎世宁为主要代表的西洋画师综合中西绘画技巧,以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为主要描绘题材,创作了许多具有准确的纪实性和历史文献价值的绘画作品,形成了清代院画独特的画种,被称为“海西体”绘画。乾隆皇帝在其御制诗中留下了许多充满帝王气派的“咏洋画诗”,直接表现出乾隆皇帝的西画观。     

清代婆媳冲突管窥

在中国,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一种非婚姻非血缘关系,自古以来婆媳冲突就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从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到《窦娥冤》、《琵琶记》、《金瓶梅》,到清代《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都多有描述,其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而敏感的关系。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尾声,也是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期。封建道德渐趋崩解,社会经济酝酿的变动,冲击着每一个家庭,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婆媳冲突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以此管中窥豹,来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家族生活和市井人情…     

试论清代的"礼治"

清朝是一个重“礼治”的社会．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仅受着严密的成法律规范的约束,还受着无形的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就整体而言,清代不是一个“法治一社会,而是一个“礼治”社会。     

渔业文化研究综述

渔业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对现今社会的启迪不可小觑。本文对渔业文化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概述,内容涉及到渔业文化的定义及其分类等,另外也介绍了几种独特的渔业文化在。文末提出了国内渔业文化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渔业文化就像一颗璀璨夺目的文化之星,在人类的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它不仅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且能够推动渔业的发展,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传统     

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

清代秘密会党勃兴，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日渐扩大的游民阶层是会党生存蔓延的社会基础，在民间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游民文化在会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戏剧中渲染的“义”的观念广泛地流传于下层社会，人们称之为“江湖义气”，会党采取拿来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就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义”在秘密会党中无所不在，本文主要从会党的仪式、隐语、暗号、流行数字等几个方面作些叙述。会党利用并改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兄弟结拜、江湖义气等内容，为自己的组织、活动、反抗目标服务。     

《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明清时期的变化》简介

从明到清,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绅士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渐露头角,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嬗变、保守派和改革派间的斗争等过程中,他们都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国家政体与地方权力——明清时期的变化》(哈佛东亚研究会、哈佛——燕京研究所1989年310页)一书,就集中了南朝鲜学者闵斗基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研究和探讨的成果。闵斗基教授在南朝鲜汉城国立大学执教多年,曾任亚洲史系主任,专攻中国史,本书六章收集的实际上是他的六篇论文。第一章,“《热河日记》与清代统治的特点”,主要通过一位十八世纪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察,来描述清代社会和政治变化。民族差异、大汉族中心思想和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态度、出版业与中国学者,以及清代的朱熹研究等见闻。第二章,“清代社会中的生员、监生阶层”,作者将视点集中到那些绅士的下层,即生员和监生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