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理欲关系中“理”的辨正

在程朱理学中,＂理＂是一个具有根源性、总体性、形上性的本体概念。戴震的哲学是在对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而他用以刺入理学内核的武器就是全新形态的＂理＂概念。戴震在概念分析上把＂理＂规定为分理、条理、情理。在将这些内涵运用于社会生活时,它们被解释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秩序性以及适度性。此外,还包括人对这些内容的正确认识,即道德真理。据此,戴震对宋明理学家以＂意见＂为理,造成＂以理杀人＂的后果展开了严厉批判。     

刘献廷的“理观”研究

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理"在各个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从宋儒开始,"理"这一概念被确立了至上的地位,与"天"连用,到朱熹集大成,"天之理"成为了主宰宇宙的最高权威。王阳明的心学虽将"理"纳入"心"中,但这一概念仍具有先验的性质。直到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末清初,由于明清易代、传教士东来等原因,使"理"的内涵由先验的"天之理"转变为"物之理",即自然规律,同时认识"理"的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刘献廷的理观正是这种"物之理",其内涵和穷理的方法都值得深入研究。     

浅谈文学创作中的“理”大于“情”

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侧理纸”得名来源考

侧理纸是出自晋代的一种历史名纸,制作方法久已失传。从东晋就开始认为,侧理纸得名来源于纸面上纵横斜侧的独特的纹理特征,实际上这是昧于音韵学常识,望文生义而作出的误判。“侧理”又写作“侧梨”,“侧理”“侧梨”都是“陟釐”的异写。陟釐即水苔,侧理纸即苔纸。侧理纸的制作原料,起初以陟釐为主,后来扩大到海苔。侧理纸,实应写作“陟釐纸”,其得名当来源于制作原料陟釐而非其纹理特征。     

中国茶艺的“创意”与“茶理”

"创意"在各个行业都在使用,在中国茶文化界,"茶艺"也开始走上了"创意"之路。无论是在国际茶文化的舞台上,还是在国内的茶艺师大赛的赛场,五彩缤纷的"创意"型茶艺都让大家一饱眼福,甚至震撼心灵。茶艺已经开始从单一的生活型茶艺转向有独创的表演型茶艺。然而,创新的背后却有着诸多的困惑,这种"创意",它符合"茶理"吗?     

即事求理、理在事中——中国哲学对“实事求是”的本体论诠释

"实事求是"源于明清经学中的考据学方法。毛泽东同志借之用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此后,实事求是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事求是"包含着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方法论的丰富含义。本文考察宋元明清学术史后,认为,应以"理事关系论"诠释实事求是。理事关系中的"即事求理"、"理在事中"构成了"实事求是"的本体论含义。而且,理在事中比"气生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进而,本文设想以"理在事中"深化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达中国哲学讨论理事关系的论域。本文同时要辨明"气生理"的理论风险性。     

试辩二程视域中的“理”

程颢和程颐是理学(道学)的创始人,他俩都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开拓了儒学发展的新风气和新境界。毋庸否认,二程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理论层面上,两人间仍存有不可忽视的差异。二者对"理"具有不同的阐释,对"理"的体认态度也有差异,而对修养方法的设定与体证,也值得比较。     

中国之门 合“礼”又合“理”

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1976年某天,考古铲下,从未被扰动过的泥土扬起又落定,一只青铜炊器——鬲,张着朝天的饕餮大口,悄然出世。它属于西周时代一个叫“微”的家族。小物高1717厘米,方口、方腹,足间写实地铸成一间封闭的房形屋,这个“房间”为点燃炭火而布设,功能等同于灶。铜屋正面有一门。     

“走犬”释义——一种多元文化内涵的传统社会生活

"走犬"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用,但它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广义上的"走犬"应泛指打猎活动,猎狗自然是不可少的,然而在传统社会的日常语言中,"走犬"一词的真实内涵并不在于有没有猎狗的参与,而在于"打猎"这种活动的本身。在中国古代,"走犬"实质上是一种多元文化内涵的传统社会生活。     

古栈道的文化内涵分析

古栈道在战争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古栈道的兴衰往复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族果断自信的精神、机智多谋的魅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强有力的沟通能力,栈道文化内涵印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理实一体化”模式下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本文在学院全面推行教学改革,执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新模式下,就如何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进行发现,重点突出“理实一体化”模式下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为学院“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长效运行提供了保证和监督机制。     

“原罪”与“追究”的悖论

7月下旬,重庆警方宣布,对原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希尔顿酒店投资人、重庆庆降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彭治民及其团伙成员46人执行逮捕。他们涉嫌的罪名多达13宗？     

“三基”建设是对治青理政规律的创新性探索与科学实践

青海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加强"三基"建设提升执政水平的意见》。"三基"建设成为青海探索治青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进青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确保长治久安,建设法治青海以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实践创新;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试论海子诗歌的“幻象写作”

海子诗歌的幻象写作使其走向自由灵动、诡谲奇特的个性创造,走向一种"神启"般的书写体验,同时也让思维和幻想带有"可见性"并昭示着虚幻之外一定的意义营建。而幻象写作整体也和诗人的精神困境同流,呈现出诗人的神性意识和人性情怀的矛盾以及诗歌的多声部与同声源等内在精神困境。     

“党卧”、“党莫”神山的传说

在西藏高原上耸立着许多让人们崇敬和感到惊奇的神山。 这些神山中有很多是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从远处看似盛满“切玛”的五谷斗摆在那里,有些象是用新鲜酥油造的供品。由于风寒地冻使寸草不生的岩石山崖从远处看,就象钢铁铸成的,有些地带无论地势多高,却生长着各种草和草药,从远处看就象作家笔下的裹着彩缎的少女一样,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奇异景观,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不难发现这一理论本身所隐含的社会发展观及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明冲突论"在相对主义文化决定论的框架下,提出多元现代性和多元现代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否认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宣称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现代性内涵和现代化模式。这种社会发展观看似开放,其本质却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其矛盾折射出西方文明在当前世界格局下文化策略的调整。它旨在将人类共同享有的先进文明成果特殊化、西方化,以非西方中心论的名义将现代性相对化,最终取消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非西方社会对此应保持理性的判断。     

一笔书、一笔画与一画——略谈帅础坚画理与石涛“一画”论的通融

敬爱的父亲帅础坚去世时我正在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三年级就读。39年过去了,全家最小的我已步入耳顺之年。每每想起父亲生前的谆谆教导,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再到理解,有着不尽的思念和回忆。     

“四声说”与诗歌创作的美学意义

四声说的发现是汉语自身规律的运用和总结。在这之前,尽管文人在创作中也十分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但只是被动地运用。四声说地提出,使文字的调声有规律可循,对汉语言文字的运用才进入了自觉时期。它直接孕育了新诗体的产生,并且表现出了丰富的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