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不动的鱼

1977年秋天,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放到了湘西南的邵阳新宁县双罗大队农场,成了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下放的那个大队,老乡的生活很艰苦。因为刘姓居多,于是有一大半的人叫刘有油、刘有粮、刘有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每餐能有米饭吃,炒菜时能多放点油盐就心满意足了。     

瑶族奇人：打猎治病样样行

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郴州临武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热潮。1971年,年仅16岁的我与一班知青被下放到镇南公社,与同去的知青张一平驻点十字铺村。这年初冬,公社从各大队抽调强劳力到深坪大队八一电站下河滩,这里有百亩左右、布满石头的土质需要改造成“大寨田”,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劳力少,队长就把我们两个小知青也派到了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中。在改造大寨田的日子以及之后的知青生活中,深坪大队公共山瑶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知青情事：乱配鸳鸯

在那个“谈爱色变”的知青年代,爱是禁锢的,爱是不敢上桌面的,爱是遭非议的。因此,那时要是哪个男知青与女知青说上几句话,见上几次面,看上几眼,就会被说成一对、议成一双,配为鸳鸯……我们下放的爻山大队（村）,中间有条小河,这条小河正好把该大队的14个生产队及林、果场劈为两半,而大队按照这两半,把我们13个男知青户口落在河这一边的生产队,     

知青情事：乱配鸳鸯

在那个“谈爱色变”的知青年代,爱是禁锢的,爱是不敢上桌面的,爱是遭非议的。因此,那时要是哪个男知青与女知青说上几句话,见上几次面,看上几眼,就会被说成一对、议成一双,配为鸳鸯……我们下放的爻山大队（村）,中间有条小河,这条小河正好把该大队的14个生产队及林、果场劈为两半,而大队按照这两半,把我们13个男知青户口落在河这一边的生产队,     

贫下中农教我“旁门左道”

1968年10月28日,我随湖南平江县（被喻为＂将军县＂,今属岳阳市）第三批知青下放到献钟公社五星大队。在知青到达献钟公社之前,各生产队的队长早就聚集在那儿了,他们都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等知青们一到,就选两三个女知青回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农村娃打单身的多,想为他们找个有文化的知青媳妇;二是知青到农村来＂扎根＂,男的一＂扎根＂就动不了,而女的总是要出嫁的,将来不至增添队上的负担。知青分配到队的热闹有点像现今的人才市场。那些田多、劳力少的生产队,才高兴接纳牛高马大的男知青。     

李庄插队纪略

我插队所在的颍上县谢桥公社李庄大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前后安置插队知青和跟随父母落户的建新农场知青,共30多人。我是1973年下放到该大队的,后来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副书记,     

我的难忘的知青岁月

2008年,注定是每个中国人都很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是我和我的同学们作为知识青年从北京赴内蒙古插队的40周年纪念. 　　回顾上山下乡生活经历,每个当过知青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喟.……     

难忘当年灭钉螺

正1970年,我下放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富东公社。下放的第二年,便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灭钉螺工作。我下放的公社虽不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灾区,但却是钉螺的孳生地,因而公社领导丝毫不敢大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拉网式地过滤检查,并让每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能吃苦的人员担任"血防员",参加县血防站统一组织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我有幸被大队选中。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我进入公     

我对下乡知青的安置

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活动,我作为京山县惠亭区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书记,热情参与了对下放到天王村的知青的接待安置工作。     

商海浮沉录

我自下海经商以来,既放过顺风船,也撑过逆水舟,有苦也有甜.1951年农历正月,我出生于黄陂县塔耳岗乡山彭家湾.1962年,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至武湖农场.我长大成人,即在武湖粮棉油加工厂就业.1980年在机修车间主理机具操作.武湖农场是黄陂的粮仓和棉花囤.粮食、棉花产量分别占全县总产量的一成半和七成.我们厂独家经营粮、棉、油的加工任务,可以说是“风雨无忧,旱涝保收”.到了1983年,农场实行体制改革,经营权下放,我们厂随之萧条下来.厂里“开笼放雀”,让职工自谋生路.我有一位姓柳的表兄,是十堰市二汽设备修造厂的技师.通过他的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那时候最想吃的是油

我十七岁下放到湖南永州的罗溪。在这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其秀,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家的热情欢迎。她父母喜欢我嘴甜亲热,即便所有知青都在的时     

五七干校二三事

由1970年3月底被斗批改大队调入先遣组开赴汉南农场参加建校起,到1976年末奉调回市内分配新的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先后呆了6年多,从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到校长,几乎项项事情都做过。     

追忆知青岁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自1968年下放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以至参加工作至今,岁月已无情地流逝了37个春秋,追忆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感慨莫已。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已成为历史,但知青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历炼了我自我抗争的性格,加深了我对“逆境坎坷是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这一名言的感悟。     

知青“五味”

回想当年下乡,五个年头的经历留下了甜、苦、酸、辣、涩“五味”的感受,我把它看作人生乐章中的插曲。 1968年冬,一支由高中生、初中生、社会青年组成的知青队伍开进了位于伏牛山区的河南卢氏县。我和30多个知青,被分在了城关公社的一个大队安家落户。进村第一天中午,我便独自抽空到了河边。我自小生活在水乡,对水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更何况是这么一条以《洛神赋》而著名的河呢?而结果却是大失所望,那么普普通通的一条河,无声无息地躺在一川平地之中,平地两边又是光秃秃的大山……我有些惆怅,正准备离开,忽然发现河上没有桥,只有一…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     

“下放”纪事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一项任务是“干部下放”。由于1964年我在连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列为审查对象．自此一次次运动都有我的份。我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放对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偏远的闽东北政和县镇前公社湘源大队。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辛酸而难忘的岁月。     

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老师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此信在一种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的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武汉房改回顾

<正>困境中的探索人们也许还记得,早年间武汉有句流行语:"汉口的人找房子比找朋友(指谈恋爱的男女朋友)难!"说的就是城市住房问题。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叶,我到汉口六渡桥桃园里看望当年下放同村劳动的知青朋友。朋友家的锅灶支架在床头的窗口边,屋顶、墙头都呈黑褐色,纵横交错的各类电线如同人体曲张的静脉。一间约摸五六平方米的公共厨房里有三个煤炉。入夜,知青朋友在地板     

云南知青 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2006年3月,我们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