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尔滨市志·方言志》有感

读尹世超、陈淑敏主编的《哈尔滨市志·方言志》（以下简称《方言志》）,感到它是一部集资料性、著述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上乘佳作。 一、资料功夫深厚 资料是编纂志书的基础。资料功夫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志书的质量。 哈尔滨方言是现代汉语官话大区（北方方言区）东北官话区哈埠片肇扶小片中的一种重要地方方言。哈埠片有６５个县市,其中肇扶小片１８个县市。使用东北官话的人口约有８２００万人。哈尔滨方言是以哈尔滨本地土话为基础,在历代移民语言影响下融合而成的。 《方言志》的编者为辑录哈尔滨地区方言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     

《金瓶梅》方言新证

本文的出发点是研究《金瓶梅》中的吴方言现象,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借此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故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金瓶梅》中既存在山东方言,又存在吴方言,可见该书作者必兼备相当熟悉山东方言和吴方言这两个条件.一般地说,北方方言(包括山东方言)因接近官话而较易掌握,而吴方言则因其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特殊性显得较难掌握.据此立论,《金瓶梅》作者应是吴方言区某地人并在山东生活过一段较长时间且熟悉山东方言者,这个人正是明代太仑人王世贞.     

湖北省当阳城关方言语音调查与研究

当阳是湖北省宜昌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根据李蓝2009年新的方言分区,当阳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湖广片的鄂中小片。当阳话与武汉话有相近之处,但又因当阳与重庆、四川相近,所以当阳话有明显的川味。本文以湖北当阳城区方言语音特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当阳城区方言语音特点的考察,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对当阳城区方言的语音特点进行较为细致的描写与解释。     

德占青岛初期城市区划及其建筑工程相关法定规范性文献研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占青岛初期胶澳总督府按照当时世界领先的统计学和城市规划理念对胶州占领区进行城市区划并制定了《德国胶澳行政区及其人口》《建筑法规》《办理建筑工程许可证的收费标准》和《关于崂山区建设开发的规定》等系统性法定规章制度,对中国早期城市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1899年胶澳总督府出版发行的《胶澳行政区及其人口》的研究报告是最早提出青岛市城市区划名称和边界的官方文献,为今天青岛市城市分区的基本格局提供了最早的文献依据;1898年第一版《建筑法规》对城市不同分区内的建筑工程制定了严格、规范和详尽的法定性规定,涉及建筑工程开发建设整个周期的完整流程,为青岛市历史城区城市肌理、风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涉及到的合院式建筑"设计规范"也是对青岛特色民居"里院"的溯源研究成果。     

《官话指南》里的词汇和语汇现象

《官话指南》是明治中期日本人编著的汉语教科书,在日本汉语教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采用北京口语和问答的体例,语言生动形象,书中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具有方言色彩的官话词汇,还有一定数量的歇后语、惯用语等语汇材料。此书词汇和语汇的编排为后世的汉语教材的编写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从动词后缀“子”的运用推测《金瓶梅》的作者

〔引言〕《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疑案。过去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它的作者是山东人。最近几年,对这一问题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戴不凡先生认为“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但他又认为“全书又是以北方语言为主。此一矛盾现象,或是作书者本为北人,而经吴人润饰所然。”张惠英先生认为“《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她列举了《金瓶梅》中众多的吴方言词汇以及语音和语法现象,指出:“《金瓶梅》既然是声称写山东地面的人和事,为了使描写能达到‘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也为了达到匿名     

陕西省汉语方言概况

陕西省是一个方言丰富复杂的地区,除中原官话、晋语、西南官话这三大方言以外,还有赣语、江淮官话、湘语等。     

梅县境内方言语音的异同

一、关于“梅县话”的概念 语言学界把“梅县话”作为客家方言的代表,一般认为,梅县话就是行政区域梅县境内所有地方的话,即认为梅县境内所有乡镇的话没有差别,或认为只有松口话才有某些简单的差别。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有两点必须明确：一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梅县”,应包括现有的梅江区（梅城及周边乡镇）,共28个乡镇。从方言系统的特点（主要是语音特点）看,这28个乡镇可以分划为四个片：1．梅城片,包括梅城（梅州市、梅江区政府所在地）、程江（现梅县政府所在地）、城北、大坪、城东、石扇、西阳、白宫、三角、长沙、梅南、南口、瑶上等13个乡镇,以梅城话为代表;2．松口片,包括松口、松东、松南、松源、桃尧、隆、三乡、雁洋、丙村、白渡等10个乡镇,以松口话为代表;3．梅西片,包括梅西、石坑等2个乡镇,以梅西话为代表;4．畲坑片,包括畲江、径义、水车、河泗四个乡镇,以畲坑话为代表;二是既是方言区域的划分以方言语言、词汇、语法的一致性为标准,那么,“梅县话”应指“梅城片”的话,简称“梅城话”。     

潮剧史失落的一环新证

正一、潮剧的形成与发展:兼收并蓄并多次融合创新潮剧又称潮州白字戏,这是由正字戏和白字戏相对称而得名,正字即正音也即官话,白字即当地方言即潮语。出土文物显示,明宣德年间(1426-1436年),潮汕地区即出现以官话为主杂有潮州方言的南戏演出活动,1975年潮州市凤塘公社后陇山园地出土对折纸本《刘希必金钗记》,封面朱书     

东北官话中与程度副词有关的特殊句式

东北官话是汉语官话的一个分支,分布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绝大部分,内蒙古省的东部,河北省东北部,170多个市县旗,使用人口约1.2亿.东北官话可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若干小片.本文的语料全部来源于田野调查,选取了凤城、通化、清原、齐齐哈尔等16个调查点,调查了27个方言合作人,获取到了较为广泛、真实、有价值的语言资料.我们选取了东北官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与程度副词有关的特殊句式进行了研究(选点依据和调查合作人基本情况见文后附),系统描写了六种特殊句式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希望能够填补东北官话语法研究的不足.     

湘方言的现状及其发展研究

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湘语,或称湘方言是指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发展,以及地域文化差异的减少现在的湘方言与其他的语言一样也存在这相当多的问题,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也需要去通过一系列举措,传承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南平“土官话”小史

福建南平“土官话”源于明代初期,当时近七成南直隶与周边官军家属驻扎南平,江淮官话成为移民群体的主流语言而最终形成了北方方言“飞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南平“土官话”既延续了江淮官话的特征,又与周边闽语长期接触而显示趋同特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南平“土官话”渐趋衰落,保护、抢救方言刻不容缓。     

蜀人扬雄及其《方言》

蜀人扬雄一生居成都和长安两地,前期热心辞赋创作,因讽谏君王不成,弃赋从事学术研究,其小学著作《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方言》开中国方言学研究之先河,最早确立了中国大方言区,提出了“通语”“转语”等方言术语,虽《方言》未竞,但于中国方言研究具有首创之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语言资料。     

漆侠先生访谈录

4月 1 7日上午 ,专访我的老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漆侠先生 1 92 3年出生于山东钜野。漆侠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和辽宋夏金史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著作有 :《秦汉农民战争史》、《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与乔幼梅合著 )、《求实集》、《知困集》、《探知集》及一百多篇论文。现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     

甘肃方言和甘肃文化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甘肃方言是甘肃文化的载体。甘肃方言属于官话方言。甘肃方言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可以传达出有关甘肃文化的丰富的信息。甘肃方言文化,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耕传统型,二是民族混合型,三是走廊过渡型。     

古代“普通话”是什么？

官话是最早的“普通话”么？汉语方言纷繁复杂,自古已然。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说过：“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根据西汉扬雄所著《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围方言》的记载,汉初的方言人致已有十来种。     

冀鲁边区银行发行的伍元和壹角纸币

在笔者收藏的冀鲁边区银行印制和发行的纸币中,有两种比较少见的伍元和壹角券。关于这两种纸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11卷及相关钱币书籍均无集录。此两种纸币的发现,对研究北海银行及其冀鲁边区银行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伍元券。票幅148×76mm,正面蓝色,图案及印制年代与《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11卷244页537、538图的伍元券基本相同,所不同是加盖红色“冀鲁边”、“春”字样,以区别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胶东等分行发行的伍元券。冀鲁边伍元券背面为紫色图案,由主景楼阁和两个“5”字等图纹构成,下加盖两个红色“106325”号码…     

《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

在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绘制背景、资料来源、地理要素梳理和考释的基础上,结合北方民族的地缘状况及历史演变,文章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绘制过程中的北部疆界“模糊性”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北方民族政权疆界划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与梳理。着眼未来,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将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修订的重要信息补充和资料来源。     

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晚清以来,随着地图测绘、印刷技术以及历史研究的进步,学者们编绘了多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新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量已不下二三十种,但在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顾颉刚先生十分注重历史地图,1930年代组织禹贡学会,欲借团体之力编绘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图。受抗日战争影响,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历史地图底本、绘制方法、地名考证等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1955年,他与章巽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是我国第一本综合类历史地图集,虽与其早期计划相差甚远,但在内容、编辑方法、技巧方面创建颇多,对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影响深远。     

祝枝山和客家方言

明代祝枝山所撰正德《兴宁志》记录了明代广东兴宁方言齐韵作灰、庚韵作阳以及‘杨’、‘王’不辨等特点,并和吴方言乃至明代官话作了比较。就现存地方文献来说,这是目前所见对客家方言最早的描写,在客家方言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