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出土新莽“井田”铭博局镜及相关问题

1978年3月,安徽阜阳程集区刘棚乡万庄大队刘庄村农民在七渔河西侧田间取土时发现一座小型砖石墓,随即私自将墓葬破坏,随葬器物被哄抢。文物部门获悉情况后赴现场调查,从农民手中收缴一枚新莽时期"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因镜铭文涉及王莽"王田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是目前所见新莽镜出土材料中的唯一例证,价值弥足珍贵。这枚新莽铭文镜的发现,对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     

首都博物馆藏正始二年铭铜弩机考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正始二年铭弩机,因为是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本文以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与此弩机进行铭文、器形的比对,认为馆藏弩机是一件汉代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又依据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将该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相关问题探析

元狩二年（前121）河西之战影响深远。通过这次战役,匈奴退出河西走廊,西汉政府通过设置郡县、移民实边、修筑长城等措施,最终使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本文就这次战争的行军路线、战略战术及战争影响等问题作一简要探析。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及相关问题研究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为五代至北宋时期比丘尼正仪所造。石经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根本真言、文殊菩萨五字真言等三种佛教咒语。其独特之处在于经文雕刻于石板的正面和顶面,而且"安于江中"。本文认为"破地狱"和"疾证菩提"思想在川渝地区的传播是这三种真言被糅合在同一石经上的信仰依据。     

马王堆汉墓漆器“素”铭及相关问题研究

马王堆汉墓出土器物中有带"素"铭的漆器,我们认为战国秦汉漆器中的"素工"是指在木胎上刮底灰漆的工序,是制漆中的一道关键工序,而"素"铭则是"素工"过程中烙印或刻画的戳记,主要出现于汉代蜀郡、广汉郡官营的高档漆器上。"素"铭漆器的出现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漆器制造业已经有了较为明细的分工。     

北周圆雕佛造像及相关问题

近年西安近郊陆续出土了几批北周佛教造像[1],因其造像保存完好、且有纪年,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纪年造像对北周造像的年代判定、特征研究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标尺.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正始二年弩机考议

本文就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中出土弩机所刻铭文内容进行了考释;结合考古资料,探讨了弩机的发展过程。并对已发表的弩机铭文,进行了比对研究。认为由于魏、蜀、吴三国兵器制作和监管制度不同,因此形成了各自弩机刻铭的特点。     

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

秦西垂陵区所出青铜器铭信息的陆续披露,为"秦子"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应将古文献记载与器铭内容结合起来,对秦子身份作出判断;再立足于出土器物显示的时段,联系秦公大墓的墓主进行考察,探索秦子究竟为何人。对秦子作一元化解读的思路是不对的,不同器铭中的秦子并非一人。两座大墓乐器祭祀坑所出钟、镈铭中的秦子,当为秦宪公;澳门珍秦斋所藏簋盖铭中的秦子,当为秦武公;而几件传世戈、矛及一件新发现戈的铭文中的秦子,当为文公的太子静公。     

旺苍出土“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研究

广元市博物馆展陈一枚旺苍出土的“青盖”铭龙虎四神禽兽镜,其背面纹饰由龙虎、神兽、禽鸟等动物图案与七言韵语铭文及简单几何纹组合而成,此类纹饰组合极具时代特色,是典型的东汉晚期铜镜。其中龙虎图案采用的高浮雕工艺反映了东汉时期高超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作为纹饰主要组成部分的隶书铭文42字,深刻体现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主流思想。     

陕西扶风馆藏北朝有铭佛教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陕西省扶风县历史悠久,素以“青铜器之乡”和“佛教圣地”享誉中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配合城乡基本建设,这里出土了百余件佛教造像和造像牌,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的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就扶风县博物馆珍藏的北朝时期部分佛教造像和造像碑做一介绍,     

南越王墓出土秦代“西共”银洗及相关问题

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后藏室中出土一件银洗,银洗口沿的正、背面刻有铭文,内有"西共"字样。作者认为,从其刻辞的内容和计量单位看,这件银洗当为秦器,是秦代沿用至西汉的器物,原本是西县共厨的器物,后来流散到各地。西县大约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的礼县、西和县一带。共厨是秦代的一种职官,负责皇帝郊祀时所用的厨具和食物等。     

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兼谈“蜀五铢”与“直百五铢”

一、出土概述1984年冬,成都市郊彭县（今彭州）,思文乡（今通济镇）梓柏村村民席启林在宅旁挖鱼塘时,发现-土坑钱币窖藏。钱币无盛器,用钱丝串系,锈蚀不严重。2003年10月,成都博物院会同彭州文管所作进一步清理,除锈后,清理出“蜀五铢”16枚、“直百五铢”2840枚。     

安徽六安出土“廿三年东阳”戈考

安徽六安出土一件铭文铜戈,上有"廿三年东阳"等十二字铭文。通过对铭文内容和辞例的研究,可知其为赵兵,铸造于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此戈的发现,再次证明齿突与魏器并无绝对关联,亦说明赵国兵器铸造制度在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东阳"建置之始则至迟发生在赵惠文王二十三年。     

谈谈“小子■簋”铭的真伪及相关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小子■簋"(《集成》3904)系真器伪铭。本文通过对其铭文字形、辞例的分析,认为该伪铭并非臆造,当有所本,且仿制较精,与真铭的距离不会太大。由于真铭所在的器物未见著录,我们仍可将"小子■簋"铭作为一篇早期记事金文来使用。"小子■簋"铭的时代当定在"商代晚     

安徽青阳“光和二年”铜镜铭文校释

安徽省青阳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枚东汉"光和二年"铜镜。该镜不仅有确切的铸造年代和铸造机构,而且其铭文"师封侯"为目前首见,既为汉镜的形制演变、地域特征等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器,又为汉镜铭文内涵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材料。     

成都金沙遗址“黄河”地点二层下墓葬年代及相关问题

成都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刊布了二层下墓葬资料。通过对墓葬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根据器物组合及形态特征将墓葬分为五组,年代范围从西周晚期至战国初期。第二期墓葬是目前成都平原所见楚文化因素年代最早的一批材料,反映出楚文化自春秋中期以来的向西文化扩张,其形成背景可能与开明氏来源相关联。     

馆藏元贞二年“大都路造”铜权

铜权,现在的秤砣,最早出现于东周。元代对度量衡进行严格管理,我馆所藏的元代铜权为研究本地区元代的行政区划和计量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临淄出土齐刀范看齐刀币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

2009年夏,笔者在临淄齐国故城一农民处收得齐刀币残陶范56块①。这些钱范均为夹沙灰陶齐三字刀范,含沙量较高,文字刻划较粗（彩1图1）。钱模一面呈高温烧灼过的黄褐色,并有炭灰状附着物,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范的背面大多都有制范时留下的指窝。后经笔者认真调查,为齐故城西南部安合庄铸钱遗址出土。历年来临淄曾多次出土“齐法化”刀范,出土地点均在临淄齐故城的宫城内,即齐都镇西南齐故城南部的安合庄铸钱遗址中。而这批刀范做工较粗,与以前在安合庄收集的另一种做工精美、文字纤细的三字刀范的性状存在较大差别（彩1图2）。临淄博物馆所藏这两类刀范也皆为安合庄及附近出土②,现对比如下：     

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现了多处“宦皇帝者”字样。本文结合《汉书·惠帝纪》等材料,提出汉初的“宦皇帝者”,主要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等,他们构成了一个侍臣系统,从而与作为行政吏员的“吏”区分开来了;其与“吏”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最初“吏”有禄秩而“宦皇帝者”无禄秩。“宦皇帝者”后来则通过“比吏食俸”形成“比秩”,因而是滋生“比秩”的温床。这个“宦”、“吏”两分格局的来源及变迁,对于认识战国秦汉间官僚政治和官阶制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