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

848— 10 3 6年间以敦煌为中心存在的归义军政权 ,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以 914年为界 ,前期由张氏家族掌权 ,后期由曹氏掌权。前后期的归义军政权 ,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 ,有许多明显的不同 ,迄今没有圆满的解说。本文提出曹氏统治者出自粟特后裔 ,并从敦煌粟特曹姓的来源、粟特人担任归义军要职的情况、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粟特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 ,从而对曹氏政权的特性及其对敦煌历史的贡献 ,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说明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修功德记文体的演变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修功德记写本,这些写本到895年之后文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叙述家世沿革变为发愿为主的功德记,主要使用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前者侧重于一个家族;而后者侧重于群体,与曹氏家族非世家大族缺乏荣耀历史有关。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人事活动

一、引言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收支中有一类特殊的项目,名曰"人事".关于"人事"一词,从古至今有着诸多含义,其含义之一即是指赠送的礼物或酬物.如韩愈<奏韩弘人事物表>云:"右臣先奉恩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缘圣恩以碑本赐韩弘等;今韩弘寄绢五百匹与臣充人事,未敢受领,谨录奏闻,伏听进上.谨奏."     

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

张淮鼎为归义军第三任节度使,虽其掌权时间甚短,但却为唐末归义军政治动乱之肇端.本文主要利用敦煌文献,对张淮鼎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勾勒出了其大致的人生轨迹,或有助于对晚唐归义军相关政治史事的理解.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书写特征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功德记文书由“家族式”的书写模式,转换到了“统治群体的发愿”模式,继而又转换到“节度使家庭人员的发愿”模式.曹元忠、曹延禄时期,敦煌文书在内容、人物称号等方面都表现出继承性.敦煌功德记文书的文体、内容方面的变化,反映了敦煌地区仪式的变化.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

张议潮父张谦逸娶敦煌粟特人安氏建立了与粟特人的联盟 ,张议潮依靠这种联盟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 ,建立了归义军政权 ,张议潮与粟特人安景出任节度使和副使。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 ,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民族。归义军节度使都非常注意胡汉联姻 ,通过这种联姻关系团结了敦煌地区的各族居民 ,在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战争中以及巩固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曹氏在汉宋之际的敦煌是著名的姓氏 ,对两汉与五代、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 ,来自中原内地与来自中亚粟特。本文对汉代以来胡汉两支曹氏的渊源和势力发展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推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族属郡望 ,最终认定曹议金家族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 ,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谯郡曹氏 ,藉以抬高门第 ;曹氏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 ,而此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敦煌寺院建置沿革考

本文主要讨论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建置与沿革情况,分四个时期:吐蕃初期、吐蕃后期、归义军前期和归义军后期。吐蕃初占沙州,始有九僧寺三尼寺正常运转,后来兴善寺、安国寺、禅定寺恢复启用。但是兴善寺、禅定寺不久被废置或者改额。吐蕃后期,新建永康寺、永寿寺、圣光寺。重启三界寺和净土寺,此时敦煌官寺有十三僧寺五尼寺。永康寺、永寿寺是以吐蕃僧人为主的寺院,随着吐蕃统治的瓦解,两寺消失不见。归义军前期的近百年时间,敦煌一直保持有十一僧寺五尼寺。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显德年间始建显德寺,969年前建乾明寺。敦煌官寺至此再次达到十三僧寺五尼寺的规模。除官寺以外,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还有一些民间寺院,如灵树寺、奉唐寺、龙光寺、圣寿寺、法门寺、端严寺、大悲寺、大业寺等。这些民间寺院与上述官寺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由于材料的缺乏,很难得出定论,有待深入研究。总之,不同历史时期,敦煌寺院的数量不同。弄清每一时期寺院的存续与废置,对于研究敦煌佛教历史以及写卷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人口蠡测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辖下人口数量尤其是汉族人口多少,因事关吐蕃占领敦煌后对当地汉族百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归义军政权性质、敦煌居民构成等重要问题,所以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但是所得数据相差很大.本文利用正史资料、敦煌汉文吐蕃文资料和令人相关研究,再次进行深入考证,提出了新的看法.     

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官印及其编年

自9世纪中期至11世纪初期,在现今中国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存在着一个称为归义军的地方军事政权,由中原王朝的节度使或其代表统领。虽然在名义上依赖于中原,但是由于受到中亚的削弱和牵制,这实际上是以沙州为中心的一个独立王国。经过初创和扩充之后,从九世     

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宴设司述略

本文援引大量资料,详细论述了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实设司职务的性质、作用、级别和所管辖的具体事务。     

晚唐归义军长史及司马问题再探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张承奉取代索勋,成为归义军之首脑。张承奉掌权之初,以长史和司马身份执掌归义军政权者当为张承奉和李弘愿。虽然李氏兄弟在归义军中曾占据要津,但张承奉却以长史身份领节度留后,而号称司马的李弘愿在名义上处于辅佐地位。所以,此时应是张、李二家共管归义军,而并非李氏兄弟借长史和司马之名独揽大权。     

试论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尼寺常住财产的收入

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尼寺的常住财产收入渠道比较狭窄,主要依靠土地和作坊的租佃收入,其次则仰仗布施和法事宗教收入,与同时期僧寺活跃的高利贷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收入途径更为传统.尼寺所赚取的物品种类也较僧寺单调,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油、布等粗加工产品都很少.尼寺所能获取的施舍和法事收入都很少,这主要由比丘尼在僧团中的地位低下、在民众普遍的信仰意识中得不到足够重视和信任所导致.     

唐代藩镇节度副使试析

唐代节度副使与汉魏以来的行军司马、别驾在职能上有相同之处,经历了从使职走向职官的过程。节度副使与节度副大使有本质的区别,它伴随着节度使的产生而出现,其发展变化亦与节度使息息相关。节度副使作为节度使的副贰,其职能上往往兼统诸司,特别是担任备位节度使的角色。由于节度副使与节度使关联密切,所以,无论地方节度使还是唐中央政府对其任免和监督都极为重视,不惜以重臣担任其职。然而随着中央对地方藩镇的掌控力的逐步衰弱,地方对此职的任免权随之增强。中央与地方在节度副使任职上的博弈反映了唐后期中央集权发展的走向。     

敦煌净土寺与敦煌地区胡姓居民关系探析

中古敦煌地区处于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及中亚各国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汉胡杂居现象十分明显。晚唐五代宋初,净土寺与敦煌地区粟特、龙家、吐谷浑、铁勒等胡姓居民之间往来频繁,尤以经济关系最为普遍。其寺僧日常生活受胡风影响深远,呈现出胡汉融合的趋势。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吊孝活动

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不但记载了寺院所进行的吊孝活动,而且还保存了有关世俗人员的吊孝行为。本文主要利用这些文书的记载,并结合书仪等对吊孝礼仪的相关记载,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所进行的吊孝活动做了初步探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敦煌社会中吊孝礼俗的实况。     

粟特人及其美术影响下的敦煌壁画艺术成分

敦煌壁画中涉及粟特艺术因素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敦煌壁画在继承汉晋壁画传统、吸取西域民族和外国佛教艺术有益营养的同时,创造出各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粟特美术及其表现构成了敦煌艺术中独特的内容,实属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新问题”。作为敦煌艺术重要营养来源的粟特美术,是敦煌这样一个粟特人流寓中国后的聚居中心地艺术作品不可不谈的问题与现象。只有如此,才能客观真实地把握敦煌艺术的精神。     

敦煌荣亲问题新探简

关于敦煌荣亲问题,相关学者已做过一些研究,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些探索。敦煌荣亲文书涉及很多官职名称及社会称谓,通过对这些名词进行归纳分析,既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也可从中管窥敦煌的婚姻民俗、敦煌职官制度甚至归义军政权的霸王心态。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的占田及税役负担——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二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可以通过博换、买卖、请田、继承祖业等方式占有土地,而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在认可僧侣占田的同时,还通过对僧侣据地征税课役、控制僧侣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等方式对僧人的私有土地经济进行管理,从而构成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对敦煌佛教教团经济管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