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方志中的音乐元素及其艺术美

地方志,又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大多数人主张方志起源于《禹贡》,有两千余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较早的地方志书,一般称为“图经”。宋代是方志盛行的时期。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     

《中国旧志历史文献分类专集》序言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究其肇端,其说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曾概述方志源流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论新方志的基本记述要素

论新方志的基本记述要素牡丹江市志办吴树刚一部地方志书,要写的内容很多,体裁亦有七八种之多。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９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二章志书体例第九条规定：“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等,以专志为志...     

对志书凡例标准化制定的思考

凡例,《中国地方志词典》解释为：“方志的编辑说明,叙述方志编纂体例与著作内容等。”从地方志编纂角度而言。地方志的凡例是对志书的宗旨、内容、体裁、结构以及编写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定或说明。简言之,就是说明志书的宗旨、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     

班勇《西域风土记》

新疆第一部地方志是汉朝班勇撰的《西域风土记》,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收录了本书目录,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说“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备载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武末班勇所记云”则完整保存班勇著作的原貌,《西域风土记》首先概述西域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及其四至,明确其地域范围;接着阐明西域主要通道,战略态势;最后分别记述各国都城,位置,人口,军队,交通,历史,物产,风俗。它具有汉代方志的基本结构,     

继承优良传统 开创方志事业新局面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的日子里,广西新方志事业迎来了自己的50周年纪念。回首50春秋的栉风沐雨,百卷广西地方志书的浓墨清香,令人感慨;展望方志事业的前景,令人振奋!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广西修志源远流长,早在晋代就有《始安记》、《南方草木状》等方志问世,以后各代陆续编纂广西地方志。     

《苏州旧志序跋汇编(府县志辑)》编写缘起

正苏州是地方志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方志之乡。从现存最早的反映吴越历史的"方志鼻祖"《越绝书》算起,这里的修志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旧志约400种,占全省存世旧志的三分之一。要研究苏州乃至江苏的历史文化,离不开这些旧志。自汉至北宋千余年间,地方志曾以地记、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苏州一带曾有过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张勃《吴地记》、顾夷《吴郡记》等数种,可     

苏州现存早期府县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

文章从中国方志史的角度,考察苏州早期府县志在方志史上的地位。苏州是地方志的发源地之一,汉代《越绝书》是中国最早的方志之一。自汉至北宋千余年间,地方志曾以地记、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现存最有名的地记当推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为现存图经实例,范成大的《吴郡志》为首部体例完备的方志定型之作,宋代昆山《玉峰志》首创"凡例"之先例。《至正昆山郡志》和《至正重修琴川志》为两部元代志书的代表作。明代,《嘉靖昆山县志》《弘治太仓州志》堪称州县志书的代表作,卢熊的《洪武苏州府志》和王鏊的《正德姑苏志》为两部明代善本府志。     

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

一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地方志占很大比重,现存8000余种地方志,记载着我国各地方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可以说是我国独特的地方史百科全书。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晋乘》、《楚梼杌》及《鲁春秋》等一类地方史著作,而《尚书·禹贡》篇更是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可与《山海经》并称我国地方志的鼻祖。“地方志”又称“方志”,宋代以降始名。隋唐时多称“图志”。由于不断改进体例、取材渐博、所涉日富,先为史地分载,继为史地合记,分门别类,遂成为政治、经济、史     

漫谈编纂地方志问题

我国地方志,历史悠久。二千年前就有了地文地理的《山海经》,有了人文地理的《禹贡》,周朝四方之志、百国宝书是其流亚。汉晋发展为地记,南北朝发展为图经,宋代发展为方志。此后,历代各地修志,清朝雍正又发布诏令,规定地方志书要六十年重修一次。流传到今天的历代地方志书至少有六千种,十万卷。方志虽是维护历代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一种工具,但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资料,是我先民遗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产。今天,我们要及时搜集史料,早日编纂方志,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进行这项工作,不仅是说     

方志浅谈

五、方志的体例方志经过长期发展,体例日趋完备。乾、嘉之际,章学诚集历代方志体例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从此,方志体例有了一定规范。方志的体例,不但与地记、图经、区域志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深受史书传统的影响。我国史学发达,史书体例多样,对方志例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编年、纪传二体,此外,尚有政书体和文选体。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叙事,《春秋》开其端,《左传》、《资治通鉴》及历朝实录均属此类。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有本纪、列传、表、志等,《史记》开其端,二十五史均属此类。政书体以典章制度为重点,有典、志、考、略等,《周官·六典》开其端,《通典》、《通志》、《通考》以下“十通”及各朝“会典”、“会要”均属此类。文选体以诗文为范围,《诗经》开其端,《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文鉴》、《文类》均属此类。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存世的南宋地方志普遍有《风俗门》,其设置的方式因地方志体例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单立门类或属于纲目之下的子目。该门类既记载地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记录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当地社会风俗的看法,还收录部分地方官劝谕风俗的官方文书或私人著述。影响《风俗门》编纂的因素大致有四:地方官和士人对于"风俗"的密切关注、地方官处理政务的需求、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目的、前代志书体例的影响等。南宋地方志编纂者的风俗观念普遍呈现出倡导崇文尚学、忠孝节义、敦睦亲族等特点,特别关注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士人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时,南宋地方士人更加注重本地特征的书写,这或许正是南宋时期地方意识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治学有道论百篇 著书无字不千秋——林衍经先生访谈

林衍经,浙江江山人,1929年12月出生。1960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安徽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顾问、学术委员,华夏地方志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2年受聘为《中国方志通鉴》编委会委员。2010年受聘为《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30年来,曾在苏州、桂林、上海等10余处方志研究班、讲习班讲学,担任皖、浙、赣、闽等省市100多部首、二轮市县志和乡镇志、专业志的编纂顾问或特约编审,著有《方志学综论》《方志编纂系论》《续志编纂说略》《地方志与旅游》等7种书籍;并与他人合作编著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综览》《中国百科大辞典》等书;发表方志理论研究、方志评论文章近300篇。本刊发表邵长兴先生对林衍经先生作的学术采访,以飨修志同仁。     

中国地方志目录平议

目前具有代表意义的地方志目录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稀见地方志提要》,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藏普通古籍总目》中的方志部分,从编纂和著录体例,以及考订和著录的准确性方面比较,各种目录各具优劣。编纂地方志目录应采取比较科学合理的体例,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即：1．地方志的排序问题：2．地方志书名的著录;3．地方志责任者的著录;4．地方志版本的著录;5．地方志内容提要的纂写。此外,还对现有地方志目录的部分考订错误进行辨证。     

方志结构及编纂原则

一、地方志是记述和反映一地发展变化的资料性文献。方志结构随着区域社会发展而逐渐演变,我国方志结构导源于先秦图籍,孕育于两汉地志,成型于《越绝书》和《华阳国志》,隋唐方志直追先秦两汉,宋元方志体例结构趋于完备,明清是旧志高峰期,民国方志可视为从旧志到当代新志的过渡。二、当代方志结构的基本走向是,方志主题受到重视,方志框架内网络化发展,定量记述加强,动态记述手法逐渐推广。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区域主体性、资料真实性、编纂科学性、记述动态性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以及书写规范性原则,认真研究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能益多师,因创并举。 我们在《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一文中,提出力志学的新概念,即方志学应以区域经济和杜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在这种研究中;要以占有一地区全面资料为前提,因而必须依托地方志,以编侈地方志为已任;地方志是记速和反映区域发展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学是研究区域发展的基础科学．根掘这种新概念的方志学观点,进而阐明方志功能决定结构,结构产生功能的原理①．这就是,社会需要（即反映与研究区域发展的需要）,规定方志功能,方志功能影响方志结构;方志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提高其功能,以满足社会需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简介

地方志即地方记,它是我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著作,被称为“郡国之书”(《隋书·经籍志》),即所谓“郡县之书”。唐刘知几在史学分类里把它列为“杂述”,称之为“郡书”(《史通》)。地方志萌芽于先秦,产生于两汉之地记。以府县志为主体的地方志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发展至近代、当代。狭义的地方志,乃一方之史。宋人郑兴裔有云：“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虽然至今仍属于史学范畴,其体例在发展中已成为涉及多学科的一门边缘学科,以历史资料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记载某一地域的山川、风土、人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内容。因此,当代中国的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性的综合著作。     

上海方志

一、概说方志,是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著述。方志又叫地方志,内容涉及建置、沿革、山川、风俗,文化、教育、名胜、物产等各个方面。方志的记载,如实地反映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     

宋代方志转型问题再论

在"地记—图经—地方志"三阶段论成为学界共识的背景下,人们讨论宋代方志转型时,往往偏重图经而忽略其余,似乎南宋以后的地方志乃图经演变而来。本文以地理、人物、职官、选举、艺文五大内容作为方志定型标准,从而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以祥符《州县图经》、《吴郡图经续记》为代表的图经,注重记载职官、艺文等人文内容,积极促进方志转型;同时,以《吴兴统记》、《成都古今集记》为代表的地记在编制牧守题名、艺文志以及登科录上,也对方志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南宋以后的定型方志是由图经、地记汇聚而成,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     

方志土壤里开出鲜艳的理论之花——记新方志理论名家梁滨久

<正>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者中,有一位新方志理论名家,他就是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梁滨久。198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梁滨久得以聆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用新资料、新观点、新体例和新方法编修新方志的讲话,对新方志编修工作有了最初的认识。1982年9月,他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     

论地方志体裁

“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疑以传疑”自开始从事地方志编写工作至今,28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地方志体裁问题。1983年8月1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中,提出“方志的体裁,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等体”。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发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重提以上6种体裁。199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