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

中国的外债始于清代后期,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代前期广东十三行对外商的借款和“行欠”。据初步统计,鸦片战争以前,除外商贷款外,十三行的行欠共20笔,债务额的1000万两（库平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208笔,债将总额达13亿多很两．其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亿两,各种行政借款0．4亿两．镇压起义与革命的借款0．2亿两．实业借款3．7亿两．海防与塞防及抵御外侮的借款0．8亿两。这些“行欠”、外债与清政府的外债政策密切相关。下面拟分三个阶段对清政府的外债政策作一些考察和评论。一、“禁止借领外…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中美航空密约”辨析

王方中先生在“抗战前十年国民党政府借过多少外债”一文中曾对所谓“中美航空密约”提出质疑,认为“在找到更准确、更可靠的资料之前,这4,000万美元的借款还不能落实,因而也不能计入外债之中”。读后很有启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弄清楚的必要。这里想就本人近年来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对“中美航空密约”作一辨析。所谓“中美航空密约”的内容     

民国前期广东外债概述

民国时期,广东政府历年税收不敷财政支出,只得乞灵于借债、发行公债库券和银行兑换券等手段,以作弥补。历届政府曾举借了巨额外债,由是常借新债以偿旧债,债台高筑,无法按期清偿。但不同时期,广东借外债的用途亦有相异。一般来讲,早期因军阀割据混战,当政者戎马倥偬,所借外债多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属于财政借款。而在陈济棠统治时,省内形势较为稳定,故所借外债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实业建设,性质为经济借款。     

左宗棠外债观探析

左宗棠是中国早期大举外债之第一人.在西征借款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左宗棠的外债观有三个基本内涵:举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     

国民政府铁路外债整理述略

引言利用外资进行铁路建设,在中国由来已久。溯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与比利时签定“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肇始,旧中国的一部铁路兴亡史,不啻一部铁路外债史。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国力艰窘,财政支绌,截止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末,中国所欠铁路外债总额为英镑53827432镑,折合美金265089391元。各铁路建筑而发行的铁路债票基本愆期并停止本息。巨额的债款,陈陈相因,象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的牛圈。而铁路外债如果不加整理,各国对华铁路将不再投资,因此,铁路外债遂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致命障碍。     

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

甲午战前,中国铁路建设仅处于起步阶段,李鸿章无疑是铁路建设的倡导者和借款筑路的开启者.他不仅提出了以"三慎"为核心的外债观,而且在津沽铁路建设中付诸实践.但在随后的津通、关东和芦汉铁路的筹借外债中,近代铁路外债所面临的困境则明显地表露出来.这种困境主要源于对外债的依赖以及对国内民族资本缺乏一种激励机制.这种特点在甲午战后则逐渐演变为对权利的放弃.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外债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日本侵略使大片国土沦陷、面临财源枯竭、发生财政危机的情景下,中国的对外方针是最大限度争取外国的支持与援助,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美国、英国举借了外债。这些外债的特点是借款为易货性质,无折扣,低利率,计息以实际动用部分为限,不用提供担保,仅指定由中国运售某些货物以售价抵付。抗战时期举借的外债,填补了国民政府的财政亏空,缓解了财政危机,补给了战备物资,增强了抗日的军事装备,为长期抗战起了巨大作用。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五千万英镑借款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提振抗战士气、缓解财政困难,提出对英美大借款计划,其中对英借款1亿英镑,并希望不能有担保条件.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同意提供5000万英镑借款.中国希望英国采取与美国5亿美元借款类似的规定,允许中国无条件使用借款,但出于战时财力困难与战后国际收支的考虑,英国不愿在借款条件上做出让步.围绕借款担保中国内债与维持法币的用途,中英展开拉锯,谈判长达两年,亦引发中国对英国的不满.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中英协商借款问题,会后,双方于1944年2月就折中方案达成一致并于当年5月签订借款合同.中英5000万英镑借款交涉体现了战时中英之间的误解与缺乏信任,实际动用量亦有限.     

近代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探究

<正>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外债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手段之一，也是其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各种权益的重要工具。外资银行作为西方列强金融入侵中国的代理工具，在满足各国过剩资本对华输出需求的同时，负责外债的代理和相关借款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经理政府外债、保管关盐税款，逐步扩大在华金融势力，为其本国扩张在华政治、经济权益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外资银行在晚清政府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但并未有深入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战争赔款外债的深层次原因和深刻影响。外资银行的发展与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首先梳理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外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的具体情形，最后基于史实阐述其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希冀能以古鉴今，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外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参考。     

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难题

辛亥革命造成原有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系瓦解。如何在失去财政调剂能力的情况下筹集巨款,进而完成革命的善后问题,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面临的急迫问题。在公债、国民捐、军用票等手段受挫后,南北政府都诉诸外债,唐绍仪内阁更是积极寻求外债以解决财政危机,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大的矛盾。由于外债与国权这一敏感问题牵连,它遭到参议员质疑,加之党派意识和舆论渲染,借款问题变成了立场问题。唐绍仪在压力巨大且又无可作为的情况下,选择离职。财政问题成为第一届内阁终结的重要因素。     

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

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爆发前不久,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接连签订了两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借款合同。一项是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的币制实业借款,作改革全国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之用。另一项是五月二十日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用以修筑这两条铁路干线。关于发展东三省实业及兴修粤汉、川汉两路的借款,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在近三十年来国内的历史论著中涉及的也比较多。至于改革币制借款,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何以     

胡适假传“圣旨”争取美国贷款

1938年10月6日,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早在10月4日,陈光甫（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1938年9月前往美国进行战时第一次借款）同美国财长摩根索就借款问题正式谈判。由于摩根索对陈光甫的信任,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第一笔借款的由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抗战进入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恰其时,美国给予中国第一笔战时借款,给中国抗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那么,这笔借款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时任驻法大使顾维钧引起,陈光甫直接商谈,新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外交保证共同完成的。     

黄兴与民初国民捐

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不久又兼任参谋总长及大本营兵站总监。及至1912年三四月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由南京迁至北京后,经袁氏任其为南京留守,仍统率南方军队。黄兴旋即组成南京留守府,就任南京留守职。黄兴在其任南京留守期间（1912年4－6月）,为解决财政困难,及反对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滥借外债,毅然倡导在全国各地募集国民捐,收到相当的成效。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为巩固其统治,积极向西方列强洽商借款。1912年2月28日,北京政府与日本银行团达成200万元借款协定。3月30日,熊希龄就任财…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协调主义在中国——从新银行团成立看日美英三国之间关系的变化

民国初年,对华借款问题一度成为影响日、美、英三国相互关系的中心问题。一战后,为打破日本在一战期间形成的垄断对华借款局面,美国提议成立一个有美、英、法、日四国组成的新银行团(New Consortium),共同对华借款。在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日、美、英三国之间围绕着中国裁军、南北恢复和谈以及满蒙问题展开了激烈较量,这严重影响了三国之间的关系。出于维护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三国之间开始相互协调,使新银行团最终得以成立,从而开创了列强协调侵略中国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