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目前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真正以带有后现代倾向的“话语分析”法来透视问题的学者为数还很少,但受到影响的研究者却越来越多。话语分析对该研究领域的积极影响,至少已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凸显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使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这类探索本身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新的反思。瞿林东:《说魏晋…     

从话语分析角度探析《北京爱情故事》经典台词的语言特点

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综合分析法,通过语篇衔接理论、会话原则中的合作原则和概念整合理论,从语言特点、思想传递和认知三个方面对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具有幽默色彩、朗朗上口又给人留有深刻印象的经典台词进行分析,旨在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理解当前流行语的特点.     

橘朴与《满洲评论》

橘朴是伪满洲国时期重要时事评论周刊《满洲评论》的主编,也是左右该时评周刊言论倾向长达14年之久的灵魂人物。日本研究界认为：“没有橘朴就没有《满洲评论》”。橘朴在华生活近40年,对中国古代思想、近代社会以及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等都有深入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作为中国思想研究者的橘朴,在《满洲评论》中透视的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考察了他发表在《满洲评论》上的文章：梳理了作为新闻人士的橘朴对中国思想的理解。     

历史分析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历史分析法是史学史研究者应予高度重视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主要有两义:一是以上下贯通的眼光,动态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不同时期的命题、成就、体裁体例的运用等内容,将之放在全局之中上下联系起来分析;二是应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诠释和评判问题,对前代史家应有"瞭解的同情"。在探讨中尤其应当关注以下四项:一、透视不同时期史学的特点;二、以动态眼光考察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三、区分纪事本末法与纪事本末体,指明其实际意义;四、推进对历史编纂学史上若干重要现象的认识。     

基于人文主义场所观的城市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认知研究

本文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理念纳入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研究中,通过对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空间主体性的解析,透视出此类场所使用者的主体性价值观、感知、意象性以及活动时间、频次与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认知关系,继而总结出基于人文主义场所观的城市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认知结构,以期对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规划与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     

双语经验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双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认知作为一项重要的心理活动,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双语经验对人们认知能力,尤其是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已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众多研究表明,双语经验对儿童认知发展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其中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元语言意识、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创造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四个方面。此外,研究者主要从认知控制机制和认知神经机制这两个方面解释了双语经验提高认知能力的原因。     

韩礼德式衔接在话语分析中的重要性及应用

话语分析是近几十年来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其研究对象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在越来越注重实际应用的语言学中,得到了诸多语言学家的重视,并迅速发展。而要在话语分析的理论下做好对文本的分析．就要提取相关的标准和方法,衔接则是必然要涉及到的因素。因此,本文将简要介绍什么是话语分析,什么是衔接及衔接的标准和分类,从而探讨如何在话语分析中合理准确地应用衔接。     

认知考古学

科林·伦福儒在2005年出版《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从残存的物质遗存中来推断过去思想方式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弗兰纳利和马库斯夫妇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对古代文化中所有人类思想产物的研究。弗兰纳利和马库斯是两位杰出的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但是他们为后过程考古学认知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在如何构建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并非与过程考古学对立,或与主流考古学独立的分支,而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他们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定在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学四个方面,并对这些范畴的研究做了界定。他们也选用了中美洲、缅甸及印度复杂社会研究的案例,为认知考古学如何解读人类行为和思想提供了独到和深入的洞见。他们认为,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单靠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所谓的"认知考古学"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他们也否认了某些过程考古学家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文化副现象、不值得研究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应...     

如何建造有效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

初中数学数学教学是活动的教学;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体,教师将由传统教学中的主角转向“平等中的首席”,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教师不仅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更是教材内容的研究者和开发者。在新课程背景下,如何依据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对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删除和加工,以高效、合理的思想组织和呈现教材内容,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构建和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是一个值得广大数学教师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西汉后期的文化危机与“再受命”事件新论

<正>打开西汉后期历史,当时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西汉后期还存在着另一种共时性的严重危机——文化危机。这是迄今秦汉论著中语焉不详,未能给予准确定位和深度解释的现象。断代史著多将这些现象单列到谶纬或思想专节中叙述,造成了与社会危机现象的人为割裂。因此,笔者尝试从文化危机的综合视域及其史实架构中,将长时段与短时段考察结合起来,以哀帝"再受命"事     

本土研究与自我反思——读《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

本文以《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一书为论述对象,分析认为作者的研究试图进行多学科的互动与协作,同时又不失民俗学的学科特色;在个体与结构之间力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对西方的二元论进行了批驳,但反思却不够彻底;作者将其研究方法与费孝通"田野工作始于假设也止于假设"的方法论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我所不赞成的,而是强调要时刻警惕西方二元论对我们的影响,并要对中国的本土研究与研究者自身进行不断地反思。     

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思想史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编史学理论对医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医学史的书写从名医传记、技术发明和重大事件转向健康与疾病的话语分析、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强调医学史研究应将健康、疾病等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福柯关于"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上被认为是进步的医疗干预潜在的消极因素。尽管许多历史学者不认同这类"元叙事"(metanarrative),认为其否定了历史对客观性的探求,但从过去以研究"伟大的医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历史学数字资源利用的误区及其应对

<正>在面对海量数据及资源的情况下,研究者在利用历史学数字资源的过程中遭遇的误区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穷尽"史料变得更加艰难,而非更加容易。其次,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思路往往成为搜索和筛选数据的藩篱而不自知。第三,数字资源更需要辨析,而且与传统史料相比更加困难。第四,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使得研究者无意识地走进误区。在历史学数字资源的利用已成史学研究必然趋     

重构地图：对早期地图发展历程的思考

在《地图学史》第1卷《史前、古代、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地图学史》中，丛书主编J. 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对地图提出了新的定义，不仅拓宽了“地图”的范围，而且拓展了“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域，从而为这套丛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进而影响了世界地图学史的研究趋势。如果将这一定义以及定义背后的认知应用于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话，那么同样将会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并最终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的面貌。不仅如此，本卷结合人类学、考古学和认知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地图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认知，且确定了一定数量的史前地图；而对于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则基于对存世地图的全面搜集，以及与文本材料和历史背景的结合，尽可能复原了这一时期不同区域地图的种类和绘制特点，破除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常识性错误。上述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学术视角与相关结论，同样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这样，不仅会对一些老问题得出新的认知，而且将会真正使得古地图成为一种“新史料”，最终古地图和地图学史的研究对象将不再仅仅是古地图本身。     

试论网络视野下的客家文化研究

21世纪是人类迈进新千年的开端,人们对许多问题提出了新思考,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类学术研究者对自身学科的发展都有了一些新展望,客家学研究亦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客家学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有的学者建议将客家学的研究与国际汉学及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中国地方文化问题相联系起来,从而克服现今研究过程中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     

实在论和地理学实践

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科学哲学,研究者试图确证社会中的结构和行为主体及其趋向作用的方式。关于实在论的哲学争论,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也影响了实在论对众多研究的应用。后者正是本文的中心所在。论多实在论者将许多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的复杂性。在使用这些理论时,实在论者清楚地将考察和现象与产生其的过程区别开来。实在论方法揭示了社会"事实"的不易捉摸的特性和在社会研究中关于意义、简释和理解和问题。     

谈高中英语生活化教学

长期以来，我国中学课程设置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是注重英语学科的工具性。事物的属性往往是丰富多样的。忽视其多种属性中的任何一种属性，与片面强调某种“本质属性”的思想方法没有多大区别，都容易导致对事物本身的片面认识。任何一种教学研究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提出的，时代在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在变化，所以对生活化的英语教学的研究也应该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相信通过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生活化的英语教学研究一定会日趋成熟。     

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