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民团·义和团

(一)问题的提出 把义和团说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组织,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过一个农民结社称作“团”,义和团的这个“团”究竟从何而来? 义和团中的政治宗旨有“反清”与“扶清”;经济主张有“均粮”与“自带口粮”,明显不同,很不统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纵观孔祥熙四、充当洋人助手

义和团在太谷 义和团,也称义和拳,又名神拳,旧名为义和会, 起于山东堂邑县,山东巡抚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义 和团斗争宗旨是“扶清灭洋”。 义和团蓬勃盛势,使清廷大吃一惊,为使它成为 排外运动,狡猾的西太后改变剿灭义和团,转而嘉奖     

山东大学博物馆馆藏义和团文物及相关问题

山东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义和团所用的刀、枪、剑等22件武器以及1顶凉帽。其中的武器是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凉帽是义和团天津“乾”字团首领刘长香受清廷赏赐所得,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此类文物,是义和团和清廷之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实物。这批文物是国内同类文物中数量和种类较多、保存状况较好的一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义和团组织的发展,在初期,虽曾有过一定的简单仪式和手续,但很快就在实际生活中被它的广泛的群众性所冲破而取消了。到运动的高潮阶段,任何人只要“立坛集众,竖旗为团”,就可以自行组织起一支义和团武装队伍来。它们既不需要得到谁的认可,相互间也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似乎也     

论义和团仪式的民间杂艺元素

义和团仪式源于多种文化成分。武术的表演性元素构成了义和团仪式的武力炫耀式内涵,民间系列杂耍构成了其诱惑性表演根性。义和团文化形态的核心是请神上法附体仪式,团民仪式的外在形式为融合了诸多民间文化元素的产物,其兼容武戏、武术、杂技、巫术元素于一体,共同融会成义和团仪式的动作性和技术性内容。义和团仪式的原始核心是其动作性本体,而如此内容则源于多元的民俗性娱乐表演。     

荣县《义和团碑记》浅析

1985年9月文物普查时在荣县白庙乡白庙小学内发现名为《义和团碑记》的石碑一方。白庙小学,清末为二圣宫(又名关帝庙),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设小学。据该校老年教师说,原先庙内还立有《义和团团规碑》,文革中佚。《义和团碑记》已为县文管所收藏,立在大佛寺荣州碑园内。该碑高1．45米,宽0．72米,原0．1米。碑额阴刻“义和团碑记”,5字,行文从右至左。碑文竖刻,全文如下：     

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

我国早期治义和团运动史的学者陈捷先生曾经写道:“义和拳本拳术之一种,继以习者日众,改名曰义和团。每传拳法,必集二十五人为一团。团有团首,团员聚散皆从其令。相传总首领李来中,陕西人;或谓总首领曰王觉一,居四川;天津人则谓祖     

他们是屌丝,却在追求正统

正把义和团这伙子人称为"团"还是"拳",其实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义和团兴起的时候,一般都称之为"拳",只有被朝廷明确肯定之时,才被称为团。闹过之后,再次被称为"拳",而这场运动,则被称为"拳乱"。而在老外,对于义和团,无论过去现在,则一概呼之为"拳民"(boxers)。这拳民的称谓背后,有贬义的味道。拳,明确地表明了他们草根或者今天所谓屌丝的性质。在最初,就是一伙伙不安分的底层捣乱分子,搞点打砸烧抢,还     

天津义和团反帝斗争史迹调查记略

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天津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处于抗击美、俄、日、英、法、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侵略的前哨阵地。天津的义和团战士和人民,在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风暴中,为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根据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调查访问义和团团民所得的资料,参照文献记载,把义和团在天津的英雄史迹作简要介绍。这些史迹是进行反帝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对攻击义和团的中外反动派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义和团“万宝符衣”考

近年,河北威县物部门在对义和团物的普查中,从该县大宁村史姓拳民后代手中征集到一件重要的义和拳(团)物——“万宝符衣”。据收藏说,这是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冠、威义和拳民当年佩带的八卦兜肚。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

戊戌政变后,慈禧心中的“仇洋”情结不断膨胀,终于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并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她的行动。她一手导演的“宣战”闹剧,实质上是“己亥建储”的继续,是她在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为实现“废立”而设计的“短、平、快”战术。慈禧于“宣战”五天后表示：由于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其实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主战的内外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失陷后、她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把“肇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同时把“纵容拳匪,启衅友邦”的责任推给了“首祸王大臣”。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

中共成立以前的政治派别与社会集团,多贬斥、诋毁义和团,通过论说义和团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与社会意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学和话语系统,对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说,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诬蔑之词,从民族解放运动角度给予义和团运动以高度评价,强化了民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与任务的共同认识,以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框架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这种话语体系的根本转换不是对义和团运动简单意义上的重新评说,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动员、构造集体认同的过程.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

本文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北京内城一部分旗人由于生计问题移居城外各教场周边地区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此次事件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阐明北京＂城外八旗＂作为一个范围从九门外驻防营房到教场地区营房的整体的形成过程,分析由此形成的清代中期北京城八旗分布不同于以往＂内外城旗民分居＂旧格局的三层新格局,即内城核心八旗驻防区...     

The Garrison Revisited: Gibralta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1940s, scholars across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started using phrases such as ‘garrison state’ and ‘garrison mentality’ to describe societies where military imperatives predominated. They frequently argued that a perpetual sense of threat and a profound feeling of isolation shaped the outlook of residents in these communities. Such terms continue to surface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and popular media, where ‘the garrison’ often remains a stock image. Evidence from eighteenth-century Gibraltar, however, suggests that traditional readings of the garrison as an insulated fortress should be reconsidered. The survival of this strategic outpost actually required that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rely on an array of foreigners to keep it supplied during times of both war and peace. At Gibraltar, the garrison was neither isolated from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nor perpetually threatened by its cosmopolitan residents—instead, inescapable dependence on a motley local population often rendered administrators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 alien in their midst and to acknowledge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military and civilian.     

基于协同学的航空港经济区与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河南省为例

基于协同学原理与方法,构建序参量评价指标体系、协同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研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河南省、18地市的经济协同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与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实验区、河南省整体、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有序度都在不断提高,且目前保持着较高水平。②有序度、协同度均存在着较显著的时空差异,高值区相对集中在河南省的陇海铁路沿线地市与西南部的地市。③有序度、协同度时空演化存在着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等规律。④研究期内影响协同发展的障碍因素中,实验区的障碍因素从航空运输因素转变为资本投入和经济开放性因素,河南省的障碍因素则由经济外向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取代了经济规模性因素,而对外开放性不够以及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则一直是阻碍18地市与实验区协同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因素。     

奕勖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

奕勖作为总理衙门的主持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的表现，长期被认为是主张“剿团”的，因而与慈禧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慈禧“欲杀奕勖”，后因城破而免。义和团也认为，奕勖信教，提出了“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口号。二虎之一就是奕勖。但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表明，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奕勖一直为慈禧出谋划策，对其言听计从。二人关系诡秘，其亲密程度，无人可比。当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时，慈禧几乎每天都见奕勖与载漪，密商对策；相反，军机首辅荣禄受到了慈禧的冷落。庚子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间，慈禧居然召见奕勖达16次之多，且与载漪同日召对，共谋西逃之策。而作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则丝毫不知出逃之决定。本文还揭示慈禧与奕勖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由来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     

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驻外公使们处境尴尬,他们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对八国联军入侵一味妥协;同时,也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另外,驻外公使们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驻在国的交涉往来中,反映了其间的复杂关系.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