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事件”始末

道光十年秋，清朝新疆地方政府在反击浩罕侵犯胜利的同时，发生了参赞大臣诬陷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的冤案。本文通过对冤案缘起、各当事人奏折和口供分析，勾画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制造冤案的过程，并对冤案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衡估     

杨乃武被“劳教”

正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是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经文学作品以及研究文章的渲染宣传、层层探究,早已家喻户晓。但杨乃武在冤案平反之后,曾被押入迁善所"劳教"之事,却鲜为人知。1964年,杨乃武的女儿杨濬曾留下一份口述史料,但也没有提及其父被劳教之事。只是说:冤狱被平反,"我父回家继承祖业,以种桑养蚕为生"。     

肖扬宪 政改革的幕后推手

2005年佘祥林冤案的批露举世皆惊。论者指出,发生在11年前的这起冤案最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司法缺陷: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主观臆断,有罪推定;监督乏力,制约不够;执法主体素质低下。对中国司法的弊端,在公检法司都有过工作经历的肖扬了然于心。     

杨乃武被“劳教”简

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是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经文学作品以及研究文章的渲染宣传、层层探究,早已家喻户晓。但杨乃武在冤案平反之后,曾被押人迁善所“劳教”之事,却鲜为人知。1964年,杨乃武的女儿杨溶曾留下一份口述史料．但也没有提及其父被劳教之事。只是说：冤狱被平反,“我父回家继承祖业,以种桑养蚕为生”。然而,笔者查阅了晚清报刊后发现,杨乃武后来并没有专注于种桑养蚕,改良蚕种。1897年5月25日的《申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女演员李香芝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受尽折磨和污辱,被胡乱假以罪名处死。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因此而变得沉重。《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详细介绍了李香芝的人生和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读后引人深思。     

感念王元化先生二三事

<正>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先生自2008年离开我们已有14年时间,似乎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对于已与先生相识27年,学术研究得到其鼎力相助的我来说,他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因《因明学研究》结缘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于1981年。记得是春夏之交的季节,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先生在胡风冤案中蒙难二十余载后,终于正式平反、恢复教授职称并迁入复旦六舍51号新居,我与内子朱碧莲（1955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去探望,     

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

１８１５年（嘉庆二十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是自１７６５年乌什起义以来第一起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它打破了南疆持续５０年的安定局面,直接影响了日后张格尔的入侵和叛乱,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但是此事件的真相一直是个谜,很多人依据有缺陷的史料做出了错误的结论。本文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比较清晰地勾勒了事件的全貌,澄清了诸如孜牙墩的祖先、身份、地位、起事原因、过程、他们真实罪名以及布鲁特首领图尔第迈莫特被杀冤案等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此事件的影响,否定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三起三落的晚清重臣杨昌浚

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的晚清,吏治败坏,官官相护,愚昧野蛮,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晚清四大奇案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     

不畏强权的名记者严怪愚

严怪愚先生的名字,在青年一代读者中,或许会觉得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中受尽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他才过上几年好生活,但死神缠绕着他,1984年3月1日,严先生不幸病逝———上帝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     

康生与延安“三大特务案”

康生在延安时期一手制造了三起政治冤案。这三起政治冤案比之此人在"文革"中制造的政治冤案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陈云年谱》披露“西路军“问题历史真相

陈云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陶铸、彭德怀、天安门事件等六个历史遗留问题,为党中央全面平反历史冤案揭开了序幕,陈云的这一历史功绩早已是人所共知。1979年他又第一个向中央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冤案问题,这在有关潘汉年的书中也早有披露,为人们耳熟。唯陈云提议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帽子这件事,还鲜为人知。请     

陈泊:被毛泽东赞为“福尔摩斯”的“军统克星”

正1982年5月10日,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一次兼平反和追悼于一体的特殊大会。叶剑英、彭真、习仲勋等送了花圈,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许多戎马一生、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则亲自参会。公安部长赵苍壁致词说: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其中提到的平反,事涉此前30年的"中国公安第一冤案"。而陈泊正是冤案的主角,     

光绪初年“东乡案”审理中的南北党争与地方督抚

同光之交,四川省发生的东乡案经数年审理,最终被朝廷定为冤案。在案件审理之际,川督丁宝桢的大力改革引起了川省官绅的不满。其时,朝中存在南北党争。丁宝桢对杨乃武案平反的阻止亦引起了朝中掌权的南派江浙籍官员的反对,他们和川省官绅中的反丁派欲借东乡案打击丁宝桢,使其去位。以清流人士为中坚的北派也意欲将东乡案定为冤案,以此达到既打击督抚,又趁机打击南派的目的。揭示东乡案审理时复杂的案外环境有助于管窥同光之际复杂的官场斗争,从而扩展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内容。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我经历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有所谓“假老虎”,就是在逼供之下承认的虚假之辞,如承认贪污多少多少,但是后来一一查清,都无其事,立时平反。我便以为反右也是这样,当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后总得一一查清,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也能平反。岂知完全两样,右派冤案要直到20年后才得到平反纠正呢。这冤案拖得太长了。“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何济翔     

屈打成招,6人无辜被枪决 侦察草率,残匪栽赃酿奇冤——20世纪50年代茂义庄特大冤案始末

<正>1950年1月18日,在山东省宁阳县一个叫茂义庄的偏僻小山村,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冤案:在残余土匪的刻意栽赃和陷害下,6名区村干部和民兵被扣上"杀人"的帽子,屈打成招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问题的提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本文以真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详尽地展示了５０年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冤案的内情。 作者李之琏同志,任中宣部秘书长时,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人之一。可贵的是,作者将自己摆进去,作了诚恳的反思;可悲的是,由于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同当时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出现了一个案中案。２０多年后,这两个冤案终于平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江青与杨帆冤案》一文的几点质疑

阅读了《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2期刊登的《江青与杨帆冤案》一文,觉得作者所收集到的江青与杨帆冤案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江青与杨帆积怨的历史渊源,对于认清江青的阴险手段,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值得一读。但作者在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中有关中央饶漱石专案组与杨帆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审理情况,有些地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当事人,我们有必要予以澄清。首先,作者对1967年4月12日江青等人通     

西藏美术馆

2013年,画家韩书力举办“进藏四十年绘画展”。他在备展时发现,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许多得意之作,价格已经涨到了无力回购的地步。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韩书力身上,也发生在很多西藏当代画家身上。他们的艺术作品或是被入藏游客低价买走,流散到海内外,或是自生自灭,踪迹难寻。这让韩书力意识到,必须要为西藏当代绘画作品提供一个良好的归宿。